如果没有祖宗之法，这句话就不成立。
为什么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这些庆历改革派，会不惜代价地去反对王安石变法。
虽说年纪大了，思想必然偏向保守，这是人性，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至于会让他们变得这么保守吗？
也不见得。
其实还有诸多原因，其一，王安石提倡利益至上，他的新政完全是围绕财政在展开，而这破坏了儒家治国的传统。
其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王安石是要加强皇帝集权，这破坏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基。
而他们都是老臣，都是生在仁宗时代，在那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达到顶峰，他们当然都希望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皇帝必须承认自己一个人是治理不好国家的。
但可惜神宗即位以来，就急转直下。
看似治国理念之争，但隐藏在这下面的，还是权力之争，主要就是皇权与相权。
在历史上，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其实保守来也是一败涂地，因为经过神宗的努力，到宋徽宗时期，最终还是完成皇帝集权。
也许是天意弄人。
神宗要集权，主要是为富国强兵，开疆扩土，但偏偏最终大权落在一个艺术家头上，真是太搞人心态了。
由此也可见，这集权的利弊。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屁大的事都能扯上半天，最终无疾而终，皇帝若能一言九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你必须要确保，代代明君，否则的话，要是碰上一个艺术家，就全部玩完。
文彦博与富弼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限制皇权，但分歧在于，文彦博还是更推崇天命、祖宗之法，这一整套儒家体系。
但富弼却认为，从王安石提出得“三不足”，以及正式将祖宗之法写入宋刑统，这祖宗之法已经是渐行渐远，他认为士大夫应该团结在公检法周边。
文彦博之前也尝试过，他才答应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但渐渐地，他发现这公检法就是一个死局，还是完全被皇帝掌控，而且是不可能破局的。
从程昉到皇城司，再到御史台，都不难看出来，公检法就是不敢跨出这一步，只是说张斐的口才比较好，律法造诣比较高，将这一点给掩盖了过去。
可单就公平公正而言，真的不应该处罚他们吗？
程昉所为，跟那王鸿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鸿也没有贪污受贿，他也是尽心尽力在帮国库收税。
文彦博对公检法是耐心耗尽，是愈发不满。
此案其实就是很多保守派，对公检法不满的宣泄。
而祖宗之法就不一样，你就是当着皇帝面，喊祖宗之法，皇帝也不敢说你错，毕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
其实富弼暂时也看不到破局的可能性，但他认为至少目前公检法还在发展中，不应太早下结论。
.....
司马光倒是没有他们想得那么深刻，他还是注重于国家当下面临的问题，而且司马光内心对于这结果，也是非常不满的。
从最终的判决来看，是既没有解决御史台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均输法的问题。
是决不能到此结束。
虽然这个计划，是张斐提出来的，但其实他也非常认同，故此才会答应张斐。
宣判后的第三天，在保守派的操作下，一群来自江南的富商，突然来到检察院，要状告东南六路的发运司，以权柄某私财，侵占他们商人的正当权益，导致东南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严重危害江山社稷，且希望检察院能够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这一状，真是石破天惊。
京城的商人都给吓蒙了，这些商人是疯了吗？
虽然商人在宋朝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但那也只是相对而言，不然的话，王安石也不会选中他们这些大富商来整。
可更离谱的是，检察院还真就接纳了他们的诉状，表示会针对此事进行调查的。
王安石得知此消息，顿时是勃然大怒，这真的是人善被人欺，你们这些家伙是有完没完，此事都已经结束了，你们又来告状，老子什么都别干，天天陪着你们打官司算了。
这不用想也知道，这背后肯定有人支持。
否则的话，就那些江南商人，怎么敢在京城，告发运司的状。
张家！
王安石怒目瞪向张斐，“你可别说，这与你无关？那司马老儿是什么性格，我可比你清楚，他是决计想不出这种办法来，这只有你想得出，而且你也不是第一回这么干了。”
在河中府，张斐就玩过这种招数，就是他鼓动那些盐商去告官府的状。
惯犯来着。
张斐依旧一脸冤枉道：“这不是王学士你让我这么干的吗？”
“胡说八道。”
王安石急得直接站起来了，“我何时让你这么干了。”
张斐道：“当初就是王学士你让我想办法留住司马学士的。”
王安石愣了下，道：“这与此事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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