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侯。
高利贷势力的庞大，着实可见一斑。
但这一次，这个庞大恶势力，已经不止于官僚士大夫。
基本上整个天下所有阶层都参与其中。
最狂欢的自然是文官集团，他们不仅私下放贷，更通过官府强逼百姓借贷。
其次就是禁军武将们，此前禁军战力低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
然而这些还只是高层，他们与高利贷商人们在城市放贷。
在借贷不方便的乡间，还有规模更宏大的放贷群体。
那就是兼并土地的地主和遍布全国的寺庙。
没错，就是寺庙，或者更精确的说是佛教寺庙。
这是比钱庄还要更像银行的场所。在大宋，由于经济繁华发达，寺院不仅经营着放贷、存款等金融业务，而且还涉足制盐、冶铁、纺织，甚至饮食、仓库、药局等一系列商业行当。
据说有些寺院还开设青楼，倒不是在寺院里面开青楼，而是在寺院附近设置有青楼，青楼的东家是和尚。至于这些和尚是否照顾青楼生意不得而知。
在赵桓看来，大宋的佛家显然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他们甚至已经干预到了国家阶层，在赵桓推行帝钞以前，陕西路竟然就堂而皇之的以僧人度牒为货币。可见僧人在当地究竟具有怎样强大的影响力。
但这个高利贷势力虽然盘根错节，遍布天下。与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相比，也就什么都算不上了。
凡这些种种，也都不过是趁着国家不以为意，趴在阴暗中偷偷吸血而已。
到了大明，老朱家皇帝出身农民，没什么见识，不在意工商业经济，也不信什么佛教，就想本本分分的当个老农帝国，推行重农抑商，搞个稳定且传承不朽的祖宗法制。
如今存在的这一切都轻而易举的灰飞烟灭了，甚至没有能力挣扎一下，掀起一丝涟漪。
所以大宋朝廷想整顿这一切，即便最稳重的右相，想的也是这些人会不会有民愤，引发离乱。
至于掀起叛乱，这种事根本就不在正常人的思考当中。
估计谁跟这些高利贷商人提叛乱的建议，能当场被他们扭送官府。
我只是求财，并不是求死啊！
三武一宗灭佛时，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
朝廷直接征收，限期五十日内，寺庙将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私藏五斤以上者，一律处死。
这可比大宋狠太多了，但也是没有掀起任何涟漪。
必须要认可一件事，大宋这次其实是很公正严明的在征收国家赋税。
没有哪个百姓会因为朝廷一道正常政令，进行一次普通的税率调整，就脑袋一抽大吼一声，你损害了老子的利益，老子反了！
私盐贩子都不至于这么残暴。
如果真有人这么儿戏，他首先要考虑地不是怎么面对岳飞及朝廷的百万大军，也不是严密死守的皇城司亲从官。
毕竟这些离他们都太远了，他们连怎么接触都不清楚。
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应对自己县里过来逮捕自己的衙役。
这事着急的一定是当地知县。
大宋太平盛世，繁华且稳定，四海承平之际，他治下莫名其妙出现一个叛逆。
这种事要是传出去，那他的仕途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所有官员而言，保住仕途，压倒一切！
所以这些高利贷群体中，最好解决的其实也是文官集团。
只要朝廷认真决议反腐，严格禁止官员以一切手段经商，文官们与高利贷的牵扯就能被基本斩断。
但赵桓对大宋官员的管控更加严格，知州、知军等五品以上官员，其配偶、子女经商也必须如实上报宣抚司与督察院。
朝廷会严格审查官员是否以权谋私，提供便利。
高利贷虽然听起来不太光明，但在大宋如今的形势下，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利润还不一定比得上开青楼或者开赌坊。
朝廷能管住这些官员不敢碰青楼、赌坊一步，决心之后，自然也能管住这些官员不敢碰高利贷分毫。
文官管住之后，军队更容易。无非是严明军纪而已。
皇城司从大宋建国那一天，就有一条军纪，任何人敢饮酒，直接开除军籍。而且五人互保，一人饮酒，其他四日若没有检举，一并连坐。
只要将领严明军纪，没有什么事情是无法令行禁止的。“坐放债负，习以成风”的情况，会几天之内全部消失。
赵桓可是跟赌、毒不共戴天的正人君子，因此如今大宋准备征税后，一并进行的就是一次肃清风气。
是对整个国家各个阶层都进行一整顿，剔除一部分陋习，革除一部分糟粕，然后重塑国民精神。
借着高利贷的税率调整，赵桓最先解决的就是宗教与世俗的问题。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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