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而全社会的经济总量就那么大，金融资源有限，银行之间争抢“蛋糕”的竞争是难免的。但竞争不能靠打价格战，而应该依法合规地开展，靠创新金融产品，靠提高服务质量。今年初， A银行HUB省分行联合共青团组织，共同推出了一款很有创意的金融产品——“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并获得了人民银行HUB省分行的批准。
说起有奖储蓄，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人都不陌生，而且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都参与过。这种储蓄就是将存款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支付给中奖储户。其目的就是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和好乐心理，扩大储蓄，增加存款。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有奖储蓄活动。当时，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有奖储蓄宣传画。广告语也挺有意思：一人储蓄全家欢乐，人人储蓄国家富足。有奖储蓄的“卖点”，或者说最吸引人的东西当然不是存款利息，而是有可能获得高额奖金。客户只要在银行办理零存整取或定期一年以上的存款业务，都能够参与摇奖。头等奖的奖金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四五年的工资收入。因为热度不断增加，有奖储蓄存单的印量越来越大，由原来的六位数猛增至八位数，差不多赶上了人民币的发行量。这种搞法，严重背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容易引发民众不劳而获的心理，让监管部门的神经高度紧张，被中国人民银行明令叫停。
这一停就是二十年。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奖储蓄再度回归人们的视线。不过，这个时候的奖励由奖金改成了奖品，而且都是社会上的紧俏商品。除了“三转一响”，还有彩电冰箱。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是炙手可热的“奢侈品”。想往家里搬回一台家用电器，光有钞票还不成，得有购买相关产口的票证。所以，银行携手相关企业开展有奖储蓄，让老百姓有了获取一份“额角头碰着天花板”的期盼，叫人心潮激荡。为了显示公开、公正和公平，全国很多电视台都会实况转播有奖储蓄的摇奖过程，收视率直逼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因为持续火爆，有奖储蓄的奖品也不断升级。比方黄金饰品、旅游项目，有的地方甚至把奖项定为城市中心市区的住房。这种有奖储蓄，已经有点儿买彩票的味道了。对于这种带有投机和赌博性质的储蓄方式，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评论莫衷一是。金融监管部门相对比较冷静，对此采取观望态度。不过，对于商业银行举办有奖储蓄活动的申请，审批越来越严格。
A银行HUB省分行拉上共青团组织作为合作单位，以“希望工程”的名义，把有奖储蓄与公益助学联系在一起。这次活动策划印制面值为一百元的特种储蓄存单，存单上印上“希望工程”形象大使——那个大眼睛小姑娘的头像。存单定期一年，年利率百分之十，略低于人行规定的挂牌利率，但每张存单都能参与摇奖，号码中奖的存单能够获得额外奖金。与以往的有奖储蓄不同的是，A银行HUB省分行承诺，除了支付存款利息和奖金，每发售一张存单，A银行向“希望工程”捐款一角钱。这次活动为期三个月，计划发售存单总金额为十亿元。也就是说，如果这十亿元存单全部按期发售，A银行HUB省分行将向“希望工程”捐款一百万元。
一次性向“希望工程”捐款一百万元！是很吸人眼球的。人民银行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不只是金融监管部门，地方党委政府也觉得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表示全力支持。不过，由于“希望工程”有奖储蓄的奖金数额不是很高，中奖面也不是很大，对存款人吸引力有限，社会上对这种有奖储蓄的关注度明显不如以往。
为了在三个月内把十亿元的“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存单全部发售出去，A银行HUB省分行自上而下召开会议，印发文件，层层分解下达任务，要求各分支机构按时完成，并从政治站位的高度强调做好“希望工程”有奖储蓄的重要性。
A银行孝北县支行接到的发售任务是三百万元。收到文件的当天，刘崇高就把韩忠勇和王加根叫到办公室，急急忙忙地发指示，要求他们赶快制定方案，想方设法推销发售。
“我们要搞个首发式。请孝北县高官、县长、县人大主任、县高官参加，让他们到现场认购。当然，他们认购存单的钱由我们银行出。你们提前准备几个红包，认购前送给这些县领导。让他们带个头，做个样子，示范储蓄。”刘崇高对两位下属安排道，“王股长给县高官准备一篇讲话稿，让县领导在会上帮我们发号召。另外，要在孝北县城的大街小巷拉横幅、贴标语，还要弄几辆宣传车，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跑，放高音喇叭，再到孝北县电视台点播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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