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红梅说，预估尽管乐观，但家里人还是有点儿不放心。她妈斋戒三日，专程去了一趟黄陂木兰山，求菩萨保佑。她爸天天在家里叨唠，催她到王加根这儿来，一起去找找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探听中考阅卷的地方，找人帮忙打招呼。
“去年被周东明愚弄过一回，他还是不长记性！”方红梅显得有点儿生气，认为她爸的想法太天真，“中考阅卷是严格保密的。阅卷地点怎么可能随便让人知道？阅卷人员也是提前集中，封闭管理，试卷全部改完之后才让出来。我们去哪儿向别人打招呼？再说，就算我们把信息传递给了阅卷人员，成千上万份试卷，别人去哪儿找腊梅的卷子？何况考生的姓名、准考证号这些信息都是密封装订的，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我把这些道理讲给我爸听，但他老人家还是固执己见，一根筋地要我跑路子找人。说，找找总比守在家里强，死马当成活以医。说不定突然遇到一个机会呢？暑假又不上班，有的是时间。不就是花几个路费么？这钱由家里出！再就是出点儿力气到处跑一跑，年纪轻轻的，吃点儿亏又累不死人！天天在家里叨叨，吵得人耳朵都起茧子了。”
王加根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我们将来有了儿女，会不会也这样为他们升学的事情操心呢？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王加根自嘲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方红梅莫名其妙地问。
“没什么。”王加根回答说，“我在想，”方红梅无可奈何地反问，“有人守规矩，有人不守规矩。结果又总是守规矩的人吃亏，不守规矩的占便宜。哪个还愿意继续守规矩？”
到王李村时，接近下午两点钟。原本计划两个小时的行程，整整用了四个小时，多花了一倍的时间。离开孝花公路，从双峰管理区到王李村那段机耕路，全是烂泥，既不能骑车，也不能推车，王加根只能扛着车子走。他们到家时的狼狈相，就不在这里描述了。
走进家门，还是和上次回家一样，只看见王裁缝和加叶这爷孙俩。王厚义和胡月娥下地收割早稻了。
冷冷清清，脏乱不堪。路上的热情被一盆冷水浇灭。两人不声不响地开始做饭——白菜煮面条，先把肚子填饱再说。四个小时的艰难行程，让两个年轻人累得几近瘫痪。他们吃完面条，稍微洗了一下，就进入房间，倒在床上睡着了。
吃晚饭的时候，王厚义和胡月娥的情绪不怎么好。因为怕加根和红梅误解，他们趁王裁缝离开堂屋进房间的时候，小声告诉他们：加根的四叔厚德死了。
四叔死了？这让王加根非常震惊。厚德是五年前与胡太婆的外孙女春芝结婚的，接连生下两个大胖小子。算起来，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厚义说，厚德的死确实有点儿蹊跷。从听到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一场医疗事故。他们弟兄四人中，厚德年龄最小，长得最帅，身体也是最强壮的。从部队复员后，厚德一直在江汉农场砖瓦厂上班，并且当上了车间主任。几天前，厚德身体有点儿不舒服，去江汉农场医院看医生。诊断为伤风感冒，说是要输液。结果，一瓶吊水还没有打完，就产生了极强烈的不良反应。医院马上组织抢救，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他年轻的生命。
“春芝去找农场医院扯皮，你三叔三婶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胡月娥一脸神秘地说，“厚德看病先是找的你三婶，你三婶是农场医院的护士，熟人比较多。医生给厚德看病时，好多钱都没有收，还给了不少方便，没想到出了意外。春芝再去找农场医院闹，你三婶和那个医生肯定会受牵连，恐怕今后连班都没上的。为这事，老三老四两家有了矛盾，扯了好长时间的皮。春芝和你三叔三婶到现在还互不理睬，没有讲话。”
王加根不怎么关心这些是是非非，只是难以接受四叔死亡这个事实。厚德和春芝结婚后，到了春节都会回王李村过年，在加根家里小住几天。每次回来，他们在王李村都特别抢眼。夫妻调情，父子打闹，母子欢笑，显得其乐融融，温馨无比。所有这一切，从此就将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悲伤、痛苦和怀念。
人的生命太脆弱了。那么一个身强体壮、年富力强、活力四射的小伙子，一夜之间，说没就没了。这让王加根看到了人生的无常，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观和恐惧。但是，悲观和恐惧又有什么用呢？命运就是那么残酷，每一个人都必须去面对。
死亡是可怕的，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加根这样想。当我浑浑噩噩地虚度时日，或者因为空虚无聊而感到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可以假设：“也许，我明天就会死去——”那么，人就会霎时紧张起来，无数必须办的事情，抓紧时间去办。
第二天，王加根就参与“双抢”了——跟厚义和胡月娥一起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方红梅没有干过水田里的农活，又怕蚂蟥和水蛇，就留在家里洗衣服、做饭、喂猪，搞后勤服务。当她在家里忙进忙出的时候，不时有抽着旱烟袋的老头儿老太太来串门。胡太婆、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爷、皮匠三婆……这些人无话找话地问红梅一些问题，说几句没有油盐酱醋的家常话，又都吞云吐雾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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