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五人中，白大货算是最幸运的。只有他一直跟着母亲，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成人。
大货他妈带着他离家出走后，先是在汉口给别人当奶妈子，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在武汉做生意的孝天人。那男人姓万，满脸麻子，据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是后来生意不好做了，万姓男人就带着他们娘儿俩一起回了家乡，定居在陡岗公社万安村。
待大货他妈和万姓男人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白大货与他继父之间又开始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发展到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地步。
大货他妈伤心至极。
这个曾经抛夫弃子、罪孽深重的女人，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当然不会重蹈覆辙，让过去的悲剧重演。她只好劝大货回白沙铺，去继承她前夫——也就是大货他爸留下的遗产，领白家的门户。
万安村和白沙铺都在瀤河岸边，相距不是很远。沿河堤步行，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路程。白大货找到他父亲留下的破墙烂屋时，意外地遇到了多年没见面的姐姐、三弟和外甥女加枝。
亲人相见，自是百感交集，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素珍和三货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姑父姓王，大货随母亲改嫁后也不得不随继父姓万，现在回白沙铺了，他们又统一把姓氏改了过来，随他们死去的生父姓白。白素珍甚至让加枝也改为白姓，不再姓王了。
一度惨遭“灭门”的白家开始兴旺起来，紧锁了多年的“鬼屋”重现生机。白三货把那间有窗户的正房让给大哥，自己则住到了后面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
在正源他爸汤队长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人的户口也顺利地迁移到了白沙铺。姐弟三人开始同进同出，一起在生产队里出工。加枝有时跟着妈妈，有时跟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玩儿。
每天收工之后，三货去自留地里扯菜，素珍回家洗米煮饭，大货就逗小外甥女加枝。一家四口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
大货脑瓜子活泛，人比较聪明，也舍得吃苦做事，但有一个不良嗜好，就是喜欢抹牌赌钱。这毛病是他初中毕业之后养成的。因为没有考上高中，在家里闲得无聊，他就和村里几个同样无事可干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抹长牌，推牌九，天天以此为乐，慢慢就嗜赌成性了。回白沙铺后，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队伍，结交了一批牌场“战友”，几乎每天都要玩到深更半夜。
为这事，白素珍不只一次地提醒和唠叨，但大货丝毫也不为之所动，根本就听不进去。一个喜欢玩，一个喜欢说，姐弟之间就难免磨牙拌嘴，磕磕碰碰的。到年终结算时，两人终于因为领余粮款的事情吵了起来。由于他们家有三个劳动力出工干活，年终结算是余粮户，能够领到余粮款。可是，当白素珍去找生产队会计领钱时，会计却说余粮款已经被大货领走了。她找大货要那钱，大货又声称自己用那钱偿还了赌债。姐弟俩为此大吵了一架，自此之后好几个月互不理睬，如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
第二年秋天，在正源他爸的积极推荐下，白大货到白沙铺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白大货就有点儿瞧不起只上过小学的姐姐，尤其难以忍受她无休无止的说教，以及在他面前的指手画脚。背地里，和牌友们一起打牌时，他经常把姐姐与《白蛇传》中的千年蛇妖白素贞混为一谈，嘲弄白素珍就是一个妖精。
接下来，白大货恋爱了。女朋友是白沙公社印刷厂的工人，叫沙桂英。沙桂英也是白沙铺街上人，她父亲早已离世，唯一的姐姐出嫁后，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
白大货与沙桂英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马上就爱得死去活来，如胶似漆。没出半年，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结婚的基本条件是房子。可那么一幢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鬼屋”，挤住着他们姐弟三人和加枝，哪儿腾得出地方做洞房？在这样了房子里结婚像个什么样子？将来有了小孩又怎么办？
沙桂英不高兴了。她开始激将白大货：“要不，你倒插门到我家，当上门女婿算了。”
白大货当然不愿意。回过头想想，他又觉得憋屈：姐姐和三货早年过继给了王李村的姑妈，他们实际上是王家的后人。素珍结婚后，是出了嫁的姑娘，三货是过了继的儿子，凭什么回白沙铺占据生父留下的房产？我是白家长子，祖宗留下的财产，理应由我来继承。
白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起毛笔练大字，在家里的桌椅板凳、扁担箩筐、木桶脚盆和其他各种能够写字的东西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来宣誓“主权”。
白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为了家庭的和睦，没有与他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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