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田地中，上上地约占一成，平均亩产可以一石三斗计，上地占三成，出粮可以一石计，中地占四成，出粮以七斗计，下地占两成，出粮可以三斗计，如此合计田地，我朝北方各省平均亩产为七斗有余，而南方各省的平均亩产是二石七斗有余，相当于北方亩产的近四倍。”
“因此朕见了李材这奏疏，就总怕过犹不及，倘或河南推广种植番薯，虽然能在一省财政上解燃眉之急，但是河南需要供养的藩王、欠朝廷的赋税太多，若是地方官为政绩剥下奉上，见百姓稍有宽裕就加倍、乃至数倍地横征暴敛，那朕又该为之奈何？”
“再说这藩王庄田，虽说是皇家赐予宗室的，但是自成化六年伊始，皆转为地方有司代管，从播种到征收，都由地方官管理，即使朕要潞王从旁监督，潞王也会刻意避嫌。”
“所以朕心里就总存着这一种忧虑，朕知道这番薯是能缓解饥荒的绝佳上物，却怕朕一旦下旨极力推广种植，倒反而给河南百姓带去了灾难，要是地方官为了奉承朕，一直报喜不报忧，朕又笃信番薯高产，不愿采纳言官谏言，那河南百姓岂非反受其害？”
朝廷用财政倒贴北方各省的情况当然不能再任由它发展下去了，朱翊钧在这一点上决心很足，即使将来要让藩王宗室自力更生，那番薯也是要推广种植下去的，否则北方一闹灾就要朝廷拨款救济，不赈灾就出一个李自成，那朝廷又哪里来的余钱发展海贸和整顿军备呢？
但是拥有现代历史视野的朱翊钧又对农业方面带有一点儿天然的阴影。
按照明朝所存录的文献，以及后世的农业研究来看，从理论上来说，红薯的亩产应该是一般谷类农作物的近二十倍。
可这也是“理论上”而言。
朱翊钧对这个“理论值”总是存着忌惮，毕竟某位从美国毅然归国的爱国科学家能用公式推导出理论极值上的亩产万斤，那么理想和实践之间定然存在着偏差。
何况晚明一没有工业化肥，二没有机械化耕种，再加上糟糕的气候原因，在北方推广番薯，必须使用徐光启后来研究出的“传卵”和“传藤”的方法，那实施起来定然达不到现代的理想产量。
这种结果虽然可以预见，但对朱翊钧这个皇帝来说终究比较痛苦。
他知道他一旦将李材的奏疏抄发下去，那将来对河南百姓收税的时候，一定会以这个亩产数十石作为标准来征赋，若是实际亩产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番薯推广对北方的实际民生就会起反作用。
而朝廷中会不会有反对者呢？
那不用说，一定有。
倘或番薯推广出现了反作用，朝中北方出身的官员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像他们当年反对徐贞明开水田一样反对番薯推广。
此事若是发展到这一步，好了，那就又掉入晚明党争和两种路线之争的陷阱里去了。
他朱翊钧这个皇帝，带着他的现代知识成了晚明官僚体制的瓮中之鳖，到头来又必得变成他这个当皇帝的，必得下狠手杀上一批官才能推动农业革命，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至于更不好把握的，那就是改种占比了，番薯虽然产量高，但是并非是经济农作物，一旦提出以粮为纲，在执行的时候就容易变成粗暴掠夺了。
孙暹不知道朱翊钧心里的这些弯弯绕绕，他以为皇帝的意思是想要获得更多的舆论支持，于是道，
“皇爷有此忧虑，不如召集廷议，与诸臣共论此事。”
朱翊钧轻轻地摆了摆手，孙暹不知道他在想甚么，他不是犹豫要不要推广番薯，而是在犹豫要不要杀人，在犹豫要不要采用高压行政手段去做一件“他朱翊钧认为是绝对正确、利国利民”的大事。
他不需要廷议来告诉他要不要去做了，他的犹豫是在这个“怎么做”上头。
他这人连让人家跪他一下都觉得浑身发毛，何况因为他所主张的政策而被损害了利益呢？
倘或要是真因为这件事饿死了人，他朱翊钧就要先自个儿羞愧死了，他这人就是心太善。
李氏这时便开口道，
“皇爷这么聪明，做出来的决定定然不会有错，您就是太谦虚，总是瞻前顾后的，既然这番薯是个好玩意儿，那就没道理不推广它啊，您都已经确定了这番薯能改善民生了，又算不上不懂农业经济还瞎指挥。”
朱翊钧侧头对她笑笑，道，
“朕又没有靠种过地，哪里算得上懂农业嘛。”
孙暹对朱翊钧和李氏的相处模式颇为奇异，却是不敢露声色，但听李氏道，
“户部难道就个个都种过地吗？嗳，真是的，皇爷，您想想，大明若是种下了番薯，那能救得多少人的性命？能解决多少……难题？”
朱翊钧点了下头，将手中的奏疏翻来覆去地又读了一遍，默然半响，道，
“要是能让农民投票，自主选择播种哪种农作物就好了。”
皇帝说到此处，声音便有些低沉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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