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泰忙又叩头道，
“皇上，不好了，臣听说，那大运河上的百万漕工要纠集生乱了！”
此言一出，朱翊钧却不意外，倒是郑贵妃蓦地一惊，
“此话当真？”
郑国泰的声音中又带上了些许哽咽，
“千真万确！”
朱翊钧觉得郑国泰的用词有些蹊跷，他用“生乱”不用“造反”，明显是意带维护，古人总是将“百姓纠集”和“意图造反”粗暴划等号的，郑国泰如果想把责任推到“刁民”头上，一句“造反”就足以解决他目前面临的一切困难。
可是以史书对郑国泰的记载，以及朱翊钧自己同郑国泰接触下来的感受来看，郑国泰并非是那种救万民于水火的热血青年，他何苦冒着“乱中生变”的风险，在皇帝面前回护那些漕工呢？
思及至此，朱翊钧的语气中不由带上了一层疑虑，
“听说的？你听谁说的？漕工若要纠集生乱，朕怎不见有司上疏？难道内阁与司礼监现今竟如此大胆，这等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也敢欺瞒于朕？”
郑国泰忙应道，
“皇上明鉴，此事恐怕地方有司尚且不知，实无上下其手，欺上瞒下之举，至于东厂动向，臣不敢妄自猜测，以臣自身而论，这漕工预谋纠集的消息，臣是从那位注资轮船招商局的晋商那里得知的。”
朱翊钧这下是真的有点儿惊讶，这按理说，八大皇商在万历朝的势力应该还没那么神通广大啊，
“晋商？你是说范明？”
郑国泰回道，
“确是此人。”
朱翊钧追问道，
“那他又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呢？”
郑国泰道，
“他们晋商要做茶叶生意，每年都要从福建武夷山购茶运至罗刹国恰克图，这一路过去，汉口以南皆靠船运，长年累月下来，晋商便与运河漕帮勾连相交，彼此亲厚。”
朱翊钧奇道，
“朕原只听潞王说漕口盘根错节，多按地区营卫划分成‘帮’，不想晋商竟也牵涉其中。”
郑国泰为佐证自己所言句句属实，连忙解释道，
“是，是，商船其实最怕遇上漕帮，若是不与漕帮交好，那这水运一路，则处处可为漕口敲诈勒索，臣曾听那范明所述漕帮种种不法之事，他们有的会用漕船故意撞上商船，然后就说商船毁坏朝廷的官产，要求赔偿，还有的会设计把漕米放到商船上，回过头来诬陷商船偷盗漕米。”
“最肆无忌惮的，还敢仗着人多势众，驾着漕船在大运河上‘铁索连环’，阻拦河道，公然向商船讨要‘买路钱’，因此晋商只要继续想用水路运输商货，则必然时时留心漕路所涉人事的风吹草动，片刻轻忽不得。”
朱翊钧内心感叹，难怪自己在现代的时候总是听到政府一再强调，领导工作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果然罢，封建特务统治不得长久，再建十个东厂，再招收十万太监，也不及一个深入基层的范明，也怪不得八大皇商待皇太极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向满清表忠心去了，人家从一开始走的就是群众路线，群众都知道大明已经日薄西山了，就崇祯皇帝还在紫禁城里幻想着重振朝纲呢。
晋商真无愧是明清两朝最接近现代经济形态的商人集团，早在资本主义兴风作浪前的万历年间就参透了“资本无国界”的道理，倘或满清不是个与朱明半斤八两的封建政权，八大皇商的那一把说不定还真是赌赢成了大资本家了。
“你先起来坐下罢。”
朱翊钧深度展现了一个现代领导重视基层意见的优良作风，
“这漕工纠集，总有缘由，你可知此事事起何处？”
郑国泰慢慢站起身来，郑贵妃顿时松了一口气，她掏出帕子，一面给郑国泰拭面，一面安顿郑国泰坐下，看上去既是心疼自己兄弟，又是唯恐御前失仪的罪过落到郑国泰头上。
郑国泰的一张俊脸依然是好看得无懈可击，即使眼泪鼻涕一大把，也不妨碍他那脸上一塌糊涂得好看，
“臣听那范明说，是因为漕工们听说了朝廷改革马政，马户们都能投票选吏，又因觉得漕运改海运甚是不公，于是想纠集起来反对开海。”
郑国泰的眼睛被帕子擦得红红的，
“皇上，臣这差事委实没法儿干了，再干下去，延误了京运白粮的运送，那臣的罪过可就大了！”
郑贵妃也替郑国泰着急，但她是领教过朱翊钧当初开海时的决心的，于是闻言忙周旋道，
“虽说此事关系不小，却也不是你一人说不干就不干的，怎么说也该先知会永年伯和武清侯一声，皇上日理万机，难道就偏照顾你一人独享清闲？”
朱翊钧不管郑家兄妹如何担惊受怕，搪拖塞责，只是兀自稳定心神，认真问道，
“这百万漕工的诉求，就只是让朝廷停罢海运？”
郑国泰吸着鼻子点头道，
“都是打着要与马户同工同权的旗号，这群刁民，竟是半点不能体恤皇上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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