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走了，次相韩缜是首相蔡确的政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韩缜对高后和司马光没意见，副宰相曾公亮是出了名的旧党，两个人都是司马光的盟友，中书旧党三比一占优势。
搞定了两位正宰相，可还有枢相章惇呢，这位可是强硬的新党，也不好对付。
没关系，国家政策法规都是从东府出的，枢密院只负责军事，大不了商量国家大事背着章惇不就行了？
于是，在司马光进入中书第一件事就是倡议废除所有熙宁、元丰年间颁布施行的新法，全面恢复到神宗即位之初的旧法令制度。
举朝哗然。
在封建社会的传统孝道中，儿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在这三年中父母以前立下的规矩是不能变的，想要改变的话要等三年守孝期满才可以。对于皇帝来说，那就是先皇驾崩三年之后才能推行改革。
神宗搞熙宁变法，就是在英宗驾崩三年后的熙宁二年才开始搞，而且一开始只是在几路进行试点，效果达到预期之后才逐渐推广全国。
要知道无论是中书的决议还是高后的决定，最终形成的诏令是需要哲宗签发的，哪怕哲宗再小再不懂事，程序不能缺。可哲宗毕竟是神宗儿子，谏官纷纷上疏，称废除新法的诏令是以子改父，违反孝道，想废可以，等三年以后随便怎么都行，不要给哲宗落个不孝的恶名。
跟司马光来这一套？司马光就是谏官老大出身，会害怕辩不倒你？司马光随即亲自在朝会上解释，废除新法并非哲宗以子改父，而是太皇太后怜悯百姓疾苦，以母改子废除的新法。
哲宗这个儿子不能不孝顺爹，那神宗这个儿子也不能不孝顺娘吧，现在娘来了要废除新法，你说怎么办吧？司马光以彼之术还施彼身，强大的诡辩能力独步朝堂，把反对派噎的哑口无言。
诡辩终究是诡辩，司马光知道，虽然能驳斥百官，但新法根基太深，不可能一蹴而就，得先稳一稳局势。
喊最强硬的口号，做最稳妥的措施，向来是成熟政治家的一贯作风，新法中保甲法争议最多，很多农民因为保甲法被迫训练影响生产，边境州县训练完之后还要被抽调参军，老百姓苦不堪言，既然都说不好，那就先废保甲法。
接着，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又下诏废除方田均税法。
这个就有意思了，当年神宗朝方田均税法施行时也曾遭遇巨大阻力，可这些阻力基本都来自地主、土豪、某些与朝中官员沾亲带故的地方乡绅。方田均税法因为测量田地严格征税触及了这些人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但并未对农民造成任何额外负担。
接着又相继废除市易法、保马法，然后又提拔了一名叫鲜于侁的官员任京东路转运使。在紧接着，把当时已经被贬到河东路的吕惠卿一贬再贬，连贬三次。
值得注意的是，鲜于侁是旧党，而且曾是司马光洛阳休闲群的群成员，哥儿几个曾一起在洛阳聚会交游。
而吕惠卿这就不用说了，新旧两党得罪过来一遍。可问题是，吕惠卿早在神宗朝因为背叛王安石已经被神宗外放贬谪，说难听点儿，神宗已经打过屁股了，你高后、司马光上台之后再接着翻旧账深挖，是不是有点儿过了？
高后和司马光展开的这一系列活动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儿，就是为了党争可以不顾底线，凡是旧党一律提拔重用，凡是新党一律打击到底。
在之前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新旧两派仅限于执政思想的斗争，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只要对方的政治理念有可取之处统统照常任用，根本不计较对方的派别。
但是从哲宗即位，元佑年间开始，北宋政坛彻底进入党同伐异的状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司马光的废新法行动执行了半年多，到了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废除新法行动暂停，因为首相蔡确回来了。
蔡确是个坚定地新党，而且一直追随王安石推行变法，从基层地方官做到谏官又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一路提拔上来。既然是坚定的新党那就有着跟王安石类似的性格，强硬。而且蔡确跟之前历届山陵使不一样，人家修陵任务结束了要主动提出辞职，蔡确不提，而是接着回来主持中书运行。
毕竟是首相，首相不在的时候司马光可以直接给哲宗上奏疏然后高后代哲宗同意接着下诏颁布命令，但首相回来了，这事儿就不能这么办，哪怕宫里头高后哲宗再怎么支持司马光都不行。
在这里我们简要说一下宋朝的政令制度，因为之前朝中虽然有不同意见也有对抗，但总体上大家还是共同秉持一颗公心，不搞党争。可元佑年间开始不一样了，激烈的党争使得朝廷分裂严重，有时候政令的发出就非常有讲究，谁来发、怎么发，这些都在反映斗争的走向。
凡大政方针要下达，必须是皇帝下诏，诏书分为两种，一种是严肃正规的，叫做制书；另一种是相对灵活的，叫做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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