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士安拖着病体回到朝中，接下了这件天大的案件审理工作。
果然，经过毕士安审理，案件很快水落石出，申宗古状告寇准一事纯属诬告，按照北宋律法，把申宗古给斩了。
奇怪的是，此案以申宗古的伏法结束，并未扩大调查。
毕士安在审理过程中也许已经发现了某些线索，也许已经上报给了真宗，但被真宗压下来了，只要寇准不存在谋反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再扩大事件波及范围。
整个事件发生过程，寇准都处于一种只能等待而无能为力的状态，被告人是自己，他除了配合审理外为了避嫌不能主动出来参与案件审理，同谋的是死去的越王赵元杰，一个死人无法开口说话自证清白。整个事件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攻击，打蛇打七寸，专捡你防护不到的地方攻击。
按照寇准的规格，如果没有同为宰相的毕士安出马亲自审理案件，恐怕需要多位中央高级官员联合审理，而中央高级官员大多都被寇准挤兑过，这个时候能帮寇准说话秉公办案的恐怕不会有几个人。
基于封建社会对于谋反的敏感性，除非能够审理出诬告的铁证，否则即使是证据不充分，也会因为存在嫌疑而直接终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疑罪从有直接处决，寇准这一次是被毕士安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
而真宗对此案的态度也能看出，他对寇准在朝堂上的独断专行也已经开始不满了。
案件结束后，寇准并没有收敛以往的作风，而是依然我行我素，真宗对寇准的不满也在上升。王钦若敏锐的抓住了真宗的情绪变化，于是在一次编纂书籍工作汇报时借机问真宗对于澶渊之盟的感想。真宗回答王钦若，澶渊之盟结束两国战争，是好事，他作为大宋皇帝也完成了一件有利于百姓的功业。
然而王钦若却告诉真宗，澶渊之盟是在澶州城下签订的，这就是彻底的城下之盟，古时候的小国还知道签订城下之盟是耻辱，而真宗被迫和谈签订了城下之盟，这不是耻辱是什么？
真宗沉默了，盟约过去几年了，没人敢提澶渊之盟的性质，可真宗心里清楚得很，这就是城下之盟，和平换来的并不光彩。
王钦若接着说，皇上你虽然贵为天子，可澶渊之盟都是寇准强力主张抵抗最后才换来的和谈，老百姓们称颂的都是寇准，哪里还记得皇上的功劳。赌徒在赌桌上赌红了眼，往往会一次性的把自己全部身家押上最后一搏，这叫孤注一掷，寇准逼迫着陛下一同前往澶州亲征，这种行为跟赌徒的孤注一掷又有什么区别？
真宗脆弱的自尊心，被王钦若扒的一无所有，寇准的功劳此时已经全部变成了大逆不道。
景德二年十一月，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了中央领导集团唯一的盟友，景德三年二月，寇准罢相离开开封，被贬去了陕州做地方官。
寇准离开朝廷了，真宗却高兴不起来，他本来的念想是能有一番作为青史留名，可前面几十年好不容易跟辽国达成的和平局面还是寇准主导换回来的。看到皇帝闷闷不乐，王钦若敏锐的发现了真宗的心理变化，向他提出，现在国家太平，北面的辽国，西北的党项都不再有战事，这是天大的好机会，应当封禅泰山，彰显本朝伟大。
真宗心动了。
封禅泰山是一种古老的祭祀礼仪，是到泰山进行封禅活动，泰山之顶祭天叫做封，泰山脚下祭地叫做禅，封禅泰山实际上就是到泰山向天地汇报，我所统治的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我没有辜负天子的重任。真宗之前，有史料记载的曾经封禅过泰山有尧、舜、禹、商汤、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
客观来讲，真宗的功绩与以上几位皇帝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但封禅带来的万民敬仰实在太吸引人了，真宗需要让天下百姓知道，他不是寇准或者任何一个人可以操控的傀儡，他是这个国家真正唯一的统治者，所有掌声和鲜花只能属于他一个人。
想到与做到是两回事，真宗想要封禅，可封禅实在规格太高，要求的前置条件也苛刻，其中最苛刻的是需要有足够的祥瑞，来证明上天确实对皇帝认可，同意皇帝进行封禅。
真宗犯难了，这第一步就几乎不可能完成，自己何德何能上天能降下祥瑞激励自己封禅泰山。
然而王钦若向真宗细细讲完前朝封禅的典故，告诉真宗，所有的封禅前置的祥瑞，都是伪造的。
在王钦若孜孜不倦的科普之下，真宗终于明白了所谓祥瑞的操作手段，不就是忽悠嘛，前人能干，我也能干。
真宗决定干这一票大的，但还有一件事不放心，他担心王旦不同意。
王旦，河北大名府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与他同年中进士的有向敏中、李沆还有寇准。此前历任兵部、工部，咸平年间任同知枢密院事，进入中书，澶渊之战期间坐镇开封调度有条不紊，后来又升任参知政事成为副宰相。在毕士安病逝、寇准被罢免之后，王旦成为朝中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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