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时候，帝国人才短缺，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获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锻炼，获取一定经验之后，再参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变了，因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渐渐的，很多读书人就发现，在如今的大汉帝国，上升的渠道虽然依旧很多，但那是对于权贵、豪贵家族子弟来说的，而对于普通出身的士子来说，上升的空间实则有限。
对于一般出身的士子来说，想要出人头地，除了那些天纵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闯过科举这道龙门，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继续上进，就得依附权贵，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长此以往，或者说已经发生演变着的，会是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由“权贵”主导的帝国了。
这个权贵，除了开国以来的功臣勋贵、地主官僚之外，还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学阀、富商，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名，要么有钱，有他们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学生，如何能是普通读书人比得过的？
相比之下，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来说，也唯有圣人的经典教义，才是最为公平，成本最低的，
这也是，世祖当年推行他那套“实务兴邦”的办法时，虽然饱受士林非议，但依旧能顺利实现的根本原因，毕竟有一大批“不说话”的权贵默默且坚决支持。
帝国的阶级快速固化，也早在世祖时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当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脸，二则是比起那些掉书袋的读书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
同时，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出现魏晋时期那样门阀，毕竟文化土壤都发生改变了，同时，出身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出身论，考举这个政策核心依旧保留着，并且发扬光大。
但不管如何，阶级固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种种矛盾与负面影响，依旧会存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爆发问题。
如果说世祖是不管，太宗则是没空管，毕竟终其整个统治生涯，都在忙着给世祖补漏，给帝国打补丁。当然，在科举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无作为，在制度上进行了更加严格、全面的强化，尤其在考核内容与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严防死堵重惩。
同时，大汉科举在律法、算法、农、工、医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时期才真正出现，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胀式的发展，因为太宗坚决坚持“以法治国”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项法治政策与执行之外，最重要的一桩举措，就是培养提拔了一大批知法、懂法且能用法的吏干之才。
而通过促进对法、算、农、医、工科这些“专科”的发展，也是太宗皇帝对帝国阶级固化的一种缓解办法，一是帝国在各方面实则也需要这些人才，同时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只要肯放低眼光、弯下身段，总能学有所成，再难还能难过晦涩难懂的先贤教义吗？
只不过，这样的办法终究是有上限的，上千年发展传承下来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可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真正扭转的。别看“专科制举”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那些表现踊跃的士人，更多的只是为迎合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当官享权，是为了实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向而采取的权变办法。
一旦当权者想法发展转变，政策一改，读书人抛弃身份，转变立场，也不是什么难事。
同时，不论世祖还是太宗，对于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又不可能真正放弃，至少从思想上，那是极其符合刘氏天下统治的。
因此，从科举选材、治国方针，到帝国体制乃至思想观念，帝国上下是一直有所拉扯的，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以及政坛官场，更是激烈，只不过，过去有世祖、太宗这样的强人皇帝，足够控场，压制住矛盾，等到平康时代，情势就不一样了。
以李沆、吕蒙正为代表的一干文臣，发起对现行举士制度的冲击，正是基于帝国在体制矛盾的背景，在众辅当国的格局下，才面前具备一个策动的条件。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即便是寒门出身的吕蒙正，也属于“权贵”，是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主张，实则就是对一大批既得利益权贵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背离自身阶级的一种行为。
也正因如此，是可以将李、吕二人与一般争权夺利的官僚大臣区别对待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基本秉持一颗公心为国谋事。
而在政事堂中，张齐贤是尚书令，他最大的职责是维护朝廷的稳定与维持朝政的运转，他是太宗旧臣，雍熙之政同样凝聚着他众多心血，因此张齐贤在朝堂更多致力于对太宗各项政策的延续与维护，在个人志向方面，反倒不如青壮年时期有诸多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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