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未必都心甘情愿接受“共治天下”的状况，但情势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要实现统治就必须有一批维持政权运转的人，而科举官僚们与楚末以来的军阀不同，他们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天子号令天下的野心。
他们与治理秦楚帝国的贵族官僚们一样，只希望在朝廷中飞黄腾达，子孙繁荣。他们具有维护给予自己荣华富贵的王朝体制的保守心理。所以，在百姓与士大夫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维护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站在士大夫这一边。
皇帝既然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士大夫的动向和支持特别在意。对于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来说，“共治天下”有时成了他们的最佳装饰。而较为强势的皇帝，仍经常认为天下属于自己，理所当然由自己负责。
如真宗就曾气愤地指责：“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以他的不满其实道出了治天下之责任主体的问题，即天下所有权归属于谁，则谁理应负责其盛衰兴亡。
士大夫大谈共治天下之时，却对失去天下颇为淡漠，可见他们内心里心未必有所谓主人翁意识。相反，正如真宗所说，部分士大夫真正关心的只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正因为真宗对天下的所有感，才会更加关注天下之人的感受，尽力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而不是视天下为逆旅。何况，在“家天下”的传统之下，皇帝一般还会试图将一个稍好的天下，再传授给子子孙孙。
而士大夫则经常强调“正君心”或者“格君心”是首要任务，范祖禹曾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
他对皇帝强调“共天下”或“共治”天下。殊不知，二者在特定情况下存在矛盾。
当“共天下”的理念实施得较好的时候，此时应正的其实是大臣之心，因为最高权力已基本转移到作为士大夫代表的大臣了。如果士大夫未能正权臣之心，权臣便很容易变成僭主。士大夫这时不去正权臣之心，却献媚讨好，又谈何共治天下?
由何人来正君心，也是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正如“共治”天下由谁来治一样。按照传统士大夫的想法，显然必须是君子才有正君心的资格，当然也得由他们来治天下，而小人，即使有才，也只会祸乱天下。但经常指责皇帝之私的士大夫们，却未必都是品格毫无瑕疵的君子。
可以这么认为，传统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经常借助天地、灾异、祖宗、外敌、兵变、民变或士大夫的合作等理由，试图使皇帝感受到恐惧。他们的陈述内容，多数情况是真实可信，条理清晰，逻辑分明的，但有时也存在夸大其辞、移花接木甚至编造材料、修改历史的现象。
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实施自己的政见，希望国家按照他们理解的方向发展，但也难以避免偶尔掺杂进自己个人或文官群体的种种利益，借机实现自己意图而已。
虽然就劝导所针对的事务本身来说，他们一般都能达到目的，同时也使本朝皇帝普遍相对仁厚谨慎，本朝统治也比较开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
但另一方面，却造成皇帝和士大夫乃至百姓的普遍懦弱，在关键时期和重大问题上几乎失去决断能力。他们的恐惧式劝谏行为及附带的恐惧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而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因循守旧思想的固执坚持，更是长期占据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
文官虽一直在内斗，对外却如铁板一块。“外”便是武官和皇帝。武官们倒还罢了，无非是憋屈些，可皇帝会心甘情愿安于现状吗？说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皇权被士人群体架空，内阁权力竟是盖过了皇帝，当九五至尊是吉祥物只供摆设？
皇帝自是不答应的，怎么办？朝臣不听话，那就扶植家臣呗。所谓“家臣”，便是宦官集团了。
且看看本朝宦官享受的福利待遇——
宦官可以娶妻，组织家庭生活，也可以纳妾，当然具体纳多少得视自己的工资水平量体裁衣。品级高的宦官可以住在大内皇宫之外的别墅，出门也可以坐轿子。
便有文官咬牙切齿的评论说“古人置宦者，正以他绝人道后，可入宫；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都与常人无异，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轿。”
二是本朝的宦官的品级都比较低，但工资待遇比较好。本朝宦官的最高层领导(如都知、副都知、押班)的月薪是25贯，其工资水平基本和知县持平(万户以上的县为20贯，畿内县为30贯)。但福利每月有禄米，还有有春绢7匹，冬绢10匹，绵30两等。另外还可以按自己的阶官，再领取一份相对应的工资。薪水相对来说很不对，只要自己不乱花销，待到年老时是足以渡此残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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