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大定的官职称谓很混乱，这是因为国朝百五十年来有过两次官制改革。
定初，大抵依楚制，太祖、太宗时期，留用了部分楚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使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第二，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
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
德宗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着作郎以下，都称馆职。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
到明宗，始设内阁，以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充之。“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也就是说内阁此时仍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但数十载过后，内阁辅臣权力之大莫有甚焉，朝堂要务几皆掌于首辅一人之手。
内阁辅臣在官方虽无宰相之名，但属僚、民间皆以“相”称。而中书令、同平章事这些虚职，则称为使相。另外，参知政事及枢密院的正、副使亦称之为“相”。
嗯，德宗改制罢枢密使，以知枢密院事为枢密院长官，正二品，置同知枢密院事为副贰。
呵呵，大定王朝“相爷”何其多也，但无疑以内阁首辅最为实至名归。
蔡卞身为知枢密院事，自可称“相”。
但费懋贤所言“蔡相”却非指蔡卞，而是内阁首辅蔡京。
是的，蔡京便是蔡卞兄长。
一听费懋贤提及蔡京，徐元杰几个表情顿时精彩起来，此人……一言难尽哪。
还说不论军国政事？沈致信咽了口唾液，偷偷看看众人脸色，还是将话缩了回去。
甘诚却不管这么多，挑挑眉头：“便是如此，当年蔡元长可是王相公的马前卒，亦是变法急先锋，如今位居内阁首辅，自是要重推新法。要我说哪，临川先生能配享孔庙，怕是蔡元长居中出力最多。”
呵呵一笑，他阐述一下事实：“毕竟，当今圣上可是最信重蔡公相的。”
这厮……真的是口无遮拦哪，什么话都敢往外说。沈致信莫名有种掉入狼窝的感觉，偏偏冯过几个又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这让他既担忧又失落。
旁人倒还真没注意到沈致信的异样，实在是阿信同学太过孤陋寡闻了，也太拘囿窠臼。
不可妄言军国政事？且还有另一句呢：不以言获罪。
所谓“生员教条”也就是对那些个蹈规循矩的“三好秀才”才有震慑力，不议国事、墨守成规的还是读书人？便是田舍翁也会放下锄头摆摆龙门阵呢。
君未见每逢大事闹的最凶的便是那些个太学生吗？高举旗帜誓除奸佞，振臂一呼为民请命。莫说法不责众，对这些国之希望能怎样？打骂不得，杀鸡未必能儆猴，只能好生开导劝解。
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都说清谈误国，但也有书生意气，也有热血激昂，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了激情与意气，犹若垂垂老朽，要么静待日暮西山，要么引颈受戮。
是以，只要不妖言惑众，不蛊惑人心，发发牢骚吐吐槽又有甚？
不过，话题转到蔡京身上时，气氛忽而微妙起来，对这个名字……有太多话要说，却又千头万绪不知如何说起。
这几人都算是心学门生，同时也是新党中人。倒非是他们主动站队，是“天生”的。因为辛弃疾资哲等人便是新党骨干。
所谓新党，指的便是明宗时的变法派，以王安石为堂魁，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为骨干。
熙宁元年，新即位的德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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