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真人秀”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诸侯国以利相交，彼此毫无信誉可言。百姓遭受接连不断的战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他们渴求安定的生活。
百姓只求温饱，不能与商鞅等人谋划变革大事，但社会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才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如果国家脱离百姓，只有上层变革，那无论这个国家的上层如何先进，它都只是一只纸老虎。
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在农耕社会，百姓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商鞅虽不相信人民的智慧，却相信人民的力量。为了保证新法在百姓中顺利地进行，商鞅认为必须取信于民。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秦国国都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国家赏赐十金作为报酬。
搬动一根三尺长的木头，赏赐十金，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却付如此高的酬劳，百姓初时并不相信。很多百姓站在城门外观望，不知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观望者越来越多，却仍无人向前搬动木头，商鞅增加赏金到五十金。
作为智识超凡的大才，商鞅不仅对刑罚深有钻研，对人性更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大概而论，儒家信奉人性本善，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预百姓，相信百姓会朝善的一面发展。与儒家不同，法家觉得人性本恶，认为百姓需要朝廷严加管理，否则人必趋向坏的一面。
当时，人皆趋利避害，很少有孟子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首先，经过春秋、战国之乱，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周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上层将周礼当做实现目的的幌子，社会下层直接视周礼如无物。为了生存，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内在的道德观已经崩溃。
商鞅将赏金从十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是想以重利诱导百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金加到五十金后，百姓人头攒动，三三五五，交头低声商议。人人跃跃欲试，但仍无人敢出来搬木头。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里终于走出一个人，他说：“让我来试试。”说着他就把木头扛起来，将其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金。
这件事传开后，在秦国引起了轰动。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长商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城门立木，只为取信于民。商鞅通过此事就是想告诉百姓，让他们相信朝廷。凡是朝廷颁发的诏令，一定言而有信，不问身份尊卑，对有功者必赏，对违法者必罚。
自古以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堂而皇之的谎言。百姓见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更希望看到商鞅兑现诺言。
经过城门立木一事，百姓记住五十金，记住改革家商鞅，更记住朝廷一定言而有信。在信誉沦丧的战国，取信于民是众诸侯国最想做却最难做的事。商鞅在城门立木，一举赢得百姓的信任，破除百姓对朝廷的猜疑，为变法赢得了民众信任的基础。
宋朝的大变法家兼文人王安石，写了一首七绝，直接以“商鞅”为名，就是赞颂商鞅能够取信于民：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既表达王安石对商鞅取信于民的敬服，也表示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于民的殷切心情。王安石与商鞅这两位大改革家，仿佛超越历史时空的限制，使两颗改革的心灵相遇。
得到民众的支持后，商鞅开始正式主持变法。
商鞅一共主持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整理户籍，命令百姓十家编为一什，五家编为一伍，各家互相监视检举；如果有一家人犯法，十家连带治罪。
在农耕社会，百姓的多寡影响土地的开发程度。商鞅整理户籍，有助于管理秦国的人口。商鞅施行连坐法，让百姓互相监督，大大减少了犯罪行为。
第二，如果发现奸恶之人，隐瞒不报的人将被腰斩，告发之人受到的赏赐与上阵斩杀敌首同等，窝藏奸恶之人受到的惩处与投降敌人的人受到的同等。通过第二条法令，秦国就彻底灭除奸恶之人生长的土壤。如果国家没有奸恶之人，百姓自然相安无事，努力发展生产。
第三，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壮丁不分家，他们家的赋税将要翻倍。商鞅强迫成年男子分家，目的就要他们自食其力，共同为发展秦国的生产奋斗。
经济实力是战争的支柱，战斗装备和战时后勤的补给全取决于经济实力。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的发展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国家自然无法扩张。
法令还规定，凡是致力于农业生产，增收粮食和增加布帛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者赋税；如果因从事工商业或者自身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他们的妻子都要被收为官奴。这条法令，将百姓的努力方向引向农耕，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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