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首任大汗伯颜帖木儿伤重身死之后，陵墓设置在多瑙河北，他们当年组织起的第一个农庄那里；郭盖丞相去世之后，葬在多瑙河南，他自己选定的土丘上；李天英元帅战死之后，葬在一条叫奥尔特河的支流附近，他们修建的水坝旁；也先不花太师战死之后，葬在克里米亚的也先萨莱城外……就这样，他们各归东西，各个家族也在不同地方，有了新的“老家”。
此后，郭氏大部分成员，死后都埋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建起了陵园和家族教堂，也确实如郭盖当初预料的一样，带动周围一圈的村落发展起来，还在附近形成了一个集镇。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家族也选择了迁徙。可能因为本来就是域外游子，在泰西开拓新家园的，所以他们对于改变祖坟位置，也没有太多抵触。
比如，紫帐汗国的领土渐渐扩张之后，李家就从河北地迁走，带着家乡的民众，来到了新攻取的喀尔巴阡山西麓地区。也是在那里，他们很快从被海伦娜太后打击后的颓势中恢复了起来。而曹氏现在虽然还没迁徙，但曹老将军已经留下遗嘱，他和妻子今后就安葬在罗斯地区，当年曾经流亡过的地方。
连郭氏自己也是如此。郭砥的安葬地，其实不在这边，而是在诺夫哥罗德以北，他建立的新城里。只是那边实在太远了，所以他还有个牌位，在这边的家族教堂里，方便在大都任职的众人，可以来祭拜。
至于历代大汗，陵墓就更加分散了。
先汗伯颜帖木儿就葬在汗国中央，按照他本人当初的要求，不安排过多的设施和守陵人员，每年只用当地的麦酒和葡萄酒祭祀，让旁边村落的人代为维护。而从第二代约翰七世开始，紫帐汗国就依据需要，确定陵园位置，并且迁徙百姓，加以保护。
约翰七世因为饮酒过量去世之后，就安葬在东色雷斯。在张大牧首的主持下，按照当地习俗，修建了拜上帝教教堂，把先汗安葬在教堂里，并从罗马尼亚地区，迁徙了六百户富裕、勇敢、家族兴旺的人，在教堂旁定居，一边保护大汗的陵园，一边也威慑附近刚刚被纳入掌控的希腊人。
这个习惯，之后也延续了下来。到历代最强势的巴西尔三世去世时，按照他的遗嘱，汗廷把灵柩送到了被他征服的匈牙利地区，在布达城以东百多里处，拆除当地的公教教堂，兴建了一座巨大的拜上帝教教堂。
尹大牧首主持了教堂的开光仪式，取名为“天兄救世大教堂”，作为陵园。教堂从巴西尔三世去世之前几年，就开始修建，在此期间，汗廷先后从塞尔维亚、希腊南部、特拉布宗等地，迁徙大族、豪强、富商等五千多户，居住在附近多处村镇里，完成兴建教堂和守护陵墓等工作。算上组织人手、重新开垦荒地、建设守陵人村镇的时间，前后花了十年才算完成。工程结束的时候，已经是王大喇嘛当大牧首了。
来自不同地方，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就这样混合了起来。而祖宗的坟墓、牌位，又和后世的生者一样，随着罗马的兴起散往各地。直到现在，郭康想起这些，都有些感慨。
众人穿过了写着“国之柱石”的牌坊，当地的行省官员、战团军官和各种地方头面人物，都已经前来迎接了。义父继续代表家族，和他们逐一寒暄，表达问候。
按习惯，当地代表们已经安排好了午宴，准备给他们接风洗尘。这边自然也不会不给人家面子。邀请完之后，众人就一路前往教堂。而郭康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估计就都会在这样的应酬中度过了。
郭氏的教堂规模不算大，虽然已经扩建了一次，但相比娘娘庙这种建筑，还是小了很多。
当然，能有家庙，其实已经不错了。
宗庙制度，是在西周确立并逐渐完善的：之前的商朝，祖宗祭祀的习俗，和后世差距太大，姑且不论；而周之后，就基本都是在周礼之上，进行变动了。
按照周礼，从天子到士，各个等级的贵族，都有自己的宗庙。庶人没有封地和爵位，所以也没有设立在封地的庙，只能在家中正屋里，进行祭祀活动。
秦朝建立之后，一刀切地废除了所有“贵族封国”的概念，连带着让贵族的宗庙也消失了。全国上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有宗庙。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又稍有放松，诸王、诸侯可以在封地设立宗庙，其他人依然不行，哪怕高官贵人，没有封侯的话，也只能在墓葬旁边设立祭祀的祠堂，或者和庶民一样在家里祭祀。
这个限制的松动，大致是三国时期开始的。诸葛亮去世之后，按照汉时法度，应当只能在自己的侯国内祭祀，否则就是逾越礼制，享受君王的地位了。
但诸葛亮威望太高，百姓纷纷请求设立庙宇。官府不允许，就按照时节，私自在道路上进行祭祀，根本管不住。朝廷只能放开限制，允许设立诸葛庙，让大家有地方去祭拜，免得各地乱祭一气，反而更难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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