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1854年底，又要跨入新年了。
这天，革命军在天京的三位大员，分别是南洋舰队司令李锐、海军陆战队司令陆顺德、近卫师师长陈玉成，相约一起拜见杨烜，劝说杨烜称帝。
杨烜听明来意，不禁感慨万千，说道：“我自起兵以来，历时五年，白手起家，占有广东、广西、交趾、福建、台湾五省。琉球请藩，天京归我。
“若此时称帝，自然是水到渠成，无需谦让。不过，我倒想考考你们，革命军之所以无往不胜，越国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何也？”
陈玉成年纪最小，只有十七周岁，却久经战阵，已经荣膺近卫师长。在此之前，他担任广西守备师副师长，在歼灭老湘营之役中战功卓着。
不过，杨烜认为他年轻气盛，经验欠缺，不足以出任主力步兵师师长。近卫师随同杨烜征战，人数在一万人左右。杨烜便让陈玉成升任近卫师师长，方便随时指点他。
此刻，陈玉成当仁不让，说道：“革命军纪律严明，装备精良，内部精诚团结，故能无往不胜。”
杨烜笑笑，算是认同了陈玉成的说法，不过并不满意。
陆顺德比陈玉成资格老些，阅历也更丰富，知道陈玉成所说过于肤浅。他略一思索，说道：
“越王雄才大略，见识非凡，带领革命军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革命军组织领导健强，下级坚决服从上级，故能以小搏大，不断发展壮大。”
杨烜点点头，认为陆顺德的见识高于陈玉成。不过，李锐的见解显然更高，受到杨烜的激赏。他说：
“革命军之所以能够无往不胜，在于赢得了民心，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我们推行均田免赋，给无田少田的农民均分土地。
“百姓种田纳粮，积极选派子弟参军入伍。一有战争，百姓争当民兵，帮忙运输粮草、刺探军情、收容伤员。军民同仇敌忾，敌军则处处碰壁。”
“说得好”，杨烜赞道：“我们革命军打天下，无非在于民心二字。这次入主天京，我原本以为，天京军民饱受邪教蛊惑，可能会激烈抵抗我军。
“但我们顺应民心，废除圣库、男女别营、酷刑、拜上帝会等制度，天京军民举城欢腾。太平军也欣然归附我军，鲜有冥顽不灵者。”
李锐倒很乖巧，说道：“大王，现在最大的民心，就是希望您称帝。您做了皇帝，咱们也光明正大地打出中国的旗号，与满清争夺天下。
“五年时间，咱们练成了十几万精兵，占据了南部沿海省份。再过五年，咱们必能打败满清，统一中国。到时候，中国将再次傲立于东亚，雄冠全球。”
杨烜感到很惬意，却没说话。李锐向陆顺德和陈玉成使个眼色，二人会意，陈玉成先说道：
“大王，马上就是新年了。新年使用新年号，最是吉祥如意，最能鼓舞人心。”
陆顺德则说：“咱们入主天京，太平天国已经灭亡。大王建号称帝，正能振奋军心，一鼓作气扫除东南各省的清军、太平军。”
杨烜沉吟片刻，说道：“称帝固无不可，但还得听听总司令部、政务院、资政院、大理院、都察院的意见。”
陈玉成还要力争，李锐却听出了杨烜的意思，拖着陆顺德、陈玉成告辞，随即派出数艘快船，星夜驰往广州。
中国传统劝进，常常三劝三却，方能体现被劝进者的谦虚和礼让。杨烜做事不囿常规，在这方面却不得尊重传统，以免贻人话柄。
好在李锐办事非常妥当，很快便把消息传到了广州。这是件天大的好事，广州方面的总司令部、政务院、资政院等各大机构，接信后立即行动起来，修饰劝进表文，派遣使者。
赶在1855年1月，总司令部、资政院等机构的使者汇集天京。经历三次劝进，杨烜正式建号称帝。
定国号为“中华帝国”，定年号为“晟武”，采用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
改天京为南京，作为帝国首都。在东南各省底定之前，各机构仍然暂驻广州。
在历法上，帝国采用公历，以与国际接轨。为了兼顾传统，也为了与满清争夺正统，决定继续采用年号。1855年，为杨烜登基元年，即为“晟武”元年，以公历元旦为岁首。
同样的，在地方政体上，帝国也略有改动，以示尊重传统，方便民众。地方政体仍采用省-府-县-乡四级政制。改南京、广州为市，直属于政务院，又称为“院辖市”，以示特殊。
为提高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定国歌、国徽、国旗。以《革命军进行曲》为国歌，重要场所皆需悬挂国徽、国旗，重大场合皆需奏唱国歌。
册立伍菡为皇后，任命文武百官，为有功之臣加官晋爵。
一人首次晋升公爵，最为引人注目，即为总参谋长冯可钦，被封为“靖国公”。
有五人被封为侯爵，分别是革命军副总司令薛昊、资政院议长杨国琛、陆军司令陈虹、海军司令唐约翰、政务院政务卿陆雨晨。算上“定南侯”罗大纲，帝国已有六人被封为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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