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然不是在无意义的乱走，而是在做一件极为重要，却又甚少有人愿意做的事：丈量土地。
虽然在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但是到了明朝，各种度量单位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值，而是根据具体的场合情况有不同的标准。
就以尺为例，明朝的“一尺”并不是个固定长度。分为裁衣尺、营造尺、量地尺三种，依据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标准。其长度规定都是根据宝钞纸而来，在一尺这个标准上，三种尺之间的长度都不相同。
对于民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来说，亩的概念也不是恒定值。一“亩”地并不是个固定大小，在不同的省份，一亩地大小不一。有的地区，则是以粮食产量作为亩的恒定标准，保证每亩田地的产粮数近似。
上元县目前奉行的计亩标准是三百六十弓为一亩，这就需要有人去测量，才能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否则指着一片田地，随便说个亩数，只要不出太大的偏差，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而这种统计上的差额，正是当下一些乡绅以及胥吏的收入来源。
士绅的优免不是无上限的，后世所谓举人田地免税的说法并不准确。举人的优免田额在当下与秀才没什么区别，之所以举人可以得到大笔投献是在于其官员预备的身份，拥有了和地方官府交涉的资格。为了维护他的体面，其名下的田就没人去丈量，只需要他报个数字。说多少，就是多少，没人去追究。
乡村自己开的荒田是要报备的，报数字的时候随便说个数字，只要衙门里有人，就这么认下来，修订到鱼鳞册页里成为收税标准，按多出来的地，就是收入来源。像上元这种频繁发生洪水的地方，一场洪水席卷之后，有些原有耕田变成泽国，不能再作为田地耕种。上报朝廷时，这个数字做一个增减，都是收入上的重要来源。
作为朝廷财政收入根基的田亩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没人丈量。每次统计时，都是由地方的粮长统计自己管境内的可耕种土地数。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全村的利益，把田亩报的比实际数字小，是所有粮长都会做的事。而明朝廷控制下的田地就这么一点点被蚕食掉。当然，这里面士绅优免以及藩王田地的因素更重，但是这种丈量土地中的私弊，同样不可忽视。
至于为什么不官府出面丈量，道理也很简单，受累不讨好。清丈田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顶着日头在田间行走计数，注定不可能由官员完成。朱元璋制定吏役无事不下乡制度，就是因为他当年在乡间是确实见过如狼似虎的吏役是如何迫害百姓胡作非为的。那些人的行为，会导致百姓对朝廷心生怨恨，一旦怨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酿成民变。
连正常的工作都要借机压榨百姓，中饱私囊的吏役，做这种苦差事更不可能规矩。清丈土地本来就会招来百姓的猜疑，再有这些人的压榨，民变随时可能发生。事后追究责任，主官就难逃罪责。再者，检地那些人其实和负责帐册那些人是同一批，到时候他们收了贿赂，还是可能按着乡绅的数字报上来，那这种检地还有什么意义？
即使遇到负责听话的衙役，地也不是那么好检。眼下没什么工具，都是靠自己的步子去丈量。大家身高不同，步子本来就不一样大，这种勘察方法肯定不标准。事后乡绅闹起来，两次丈量数字必定不一样，主官还是要背锅。
这年月大明官场已经进入得过且过阶段，谁也不愿意没事去做背锅侠，索性就随他去了。
士绅逃避赋税，再通过“诡寄”“飞撒”等手段，把赋税摊派到无钱无势的普通人身上。如果遇到有良知的官吏，这种行为就可能被揭穿。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乡绅也会有意挑起百姓与清丈人员的矛盾。终究是百姓人多，衙役人少，一旦发生武力冲突肯定是以公人被打伤而结束。是以衙役们遇到大户的田地不敢查，查小民的地没意义还可能闹出大事件，最后就干脆没人管这事。
范进这次不要顾家的钱，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丈量顾家土地，顾家族人不得阻挠。顾寿山虽然不至于被抓去砍头，但是人已经被看押起来，顾实又是个难得的老实人，对官府的行为大力支持，是以对范进的要求顾实一口应诺。
整个道德乡的田地里，顾家田产所占比重比较大，他一点头，其他乡绅就不好拒绝。再者范进好不容易松口不再追究此事，谁也不想为这事得罪范进，到时候被记恨上，也牵连到行刺事件里就犯不上。
就在范进在此养病期间，城里的徐维志得到妹子消息，气势汹汹地点起一支马队差点出城来这里抓人。虽然最终事情未成，但是舆论已经传开，道德乡的乡绅地主宗族首领再怎么样也不敢招惹国公府，因此都表示出了合作态度。
地头上有人预备了绿豆汤，供公人饮用。范进又从村子里雇了几个农妇负责做饭，所用米粮柴薪，官府全额给价而不是派役征夫。他在江宁本来就有广泛群众基础，这事情办的又漂亮，因此百姓们对于公人的行为也没什么反感，反倒是有些胆大村姑寻着借口溜出来偷看这几位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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