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针对上一章的争议说几句。《明史》张献忠的传上原文就写着“十四年正月……献忠果东出……自率轻骑日夜驰三百里……陷襄阳城，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籓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
这两章的情节我原本也没打算详写，但正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今因为主角的蝴蝶效应，被推迟、变形，我总得交代，今天就能过完这部分情节。历史上张献忠第一次破襄阳时，兵力确实不多，后来襄阳也有重新被朝廷控制、再被李自成控制的纪录。
可以推定张献忠这次来，至少没有打算长期占领。只是想杀藩王陷害杨嗣昌，并且抢劫一大笔钱财、发钱收买人心或者招兵买马、再顺手杀一些官员，说哪个目标更主要，都是合理的，尤其是陷害杨嗣昌这个目的，有《明史》上的对话原话为证。
另外，根据正史推断，可以判定张献忠在襄阳城内以及杨嗣昌身边肯定有内奸眼线，所以他敢找薄弱的时间、地点，钻空子。
沈树人是意外出现的，在张献忠的情报网预料之外，所以他派来偷袭的人也就没来得及撤退，多杀人抢劫了一会儿，没控制好时间。这我认为很合理，不存在给张献忠降智。这都是历史上他干过的事情，有什么降智的。）
——
崇祯十二年七月的大明天下，实在是千头万绪，剧变连连。
李自成攻洛阳后，短短二十天里，天下接连发生了一大串的连锁反应，简直比弹药库殉爆还夸张。
福王被杀、杨嗣昌请罪、左良玉被牵连削去将军号移镇……这些消息传回京城后仅仅五天，
湖广方面又传来“襄阳被流贼假扮成百姓入城渗透作乱、刺杀藩王”的重磅消息。闹得京城的皇帝和京官们都彻底懵逼了。
除了一群喷人不怕事大的言官之外，没人想看到这种局面。
这次的消息，是湖广兵备佥事沈树人六百里加急送来的，仅仅两天之后，杨嗣昌也送来了再一次的请罪折子。
据说杨嗣昌听说襄王、贵王被杀，还急火攻心又吐血昏厥过去了，但好在是暂时没生命危险，康复后还能吊着一口气继续戴罪督师。
应该是沈树人也第一时间派人去安慰过了杨嗣昌，并且把自己的说辞、打算跟杨嗣昌透过气了，才让杨嗣昌不至于像历史同期那样忧惧绝食而死。
因为历史上他犯下的是“失地陷藩”的大罪，自觉肯定会被治罪处死，还有可能祸及家人，才希望早点“工伤殉职”，换取一个体面。
现在沈树人的补救，死死把事情的性质咬死在“刺杀”而非“失地陷藩”上，就还有转机，让杨嗣昌看到了希望，能继续燃起一阵子求生意志。
当然了，杨嗣昌肯定会让他在京城的心腹盯着点消息，看看崇祯最后究竟怎么给这事儿定性。如果崇祯能接受沈树人上报的定性，拍板说着就是“渗透作乱刺杀”，那杨嗣昌也就不急着去死了。
如果崇祯最后不接受沈树人上报的定性，非要拍板成“失地陷藩”，那杨嗣昌就得赶紧在司法程序走完之前自杀、以保护家人。
这种等着消息决定是否要自杀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
“短短几日，连续那么多藩王被流贼杀害！杨嗣昌到底干什么吃的！朕要灭他的族！”
文华殿内，刚刚惊闻噩耗时的崇祯，果然还是很不冷静，泄愤地砸了很多瓷器玉器，旁边包括王承恩在内的宦官宫女，全都大气也不敢出。
不一会儿，被皇帝召见的六科给事中等谏官，也陆续来到宫里，要讨论这事儿的定性。
最终定性肯定不是给事中级别的小官能拍板的，但他们代表了相关科道言官的意见，皇帝也得参考一下外部对这事儿的看法、会不会给皇帝丢面子。
崇祯这人很爱面子，所以有时候他杀不杀人，决策因素不是看对方罪该不该杀，而是“外面的人是否会因为皇帝这次没杀人而看不起皇帝、觉得皇帝丢脸了”。
以至于崇祯朝各科的给事中也暗暗掌握了这个规律，对于自己想攻讦的政敌，一旦对方摊上事儿了，他们被皇帝召对时，就添油加醋说“这次的事儿外面都知道了，传得沸沸扬扬，如果陛下不严明执法，恐怕会被天下士林耻笑”。
如此一来，陷害死犯事儿大臣的概率，就能提高那么几成。
当然，这招也不可能百试百灵，不然崇祯朝的文官早就被政敌陷害杀光了，崇祯也是有底限的。
如果科道言官敢夸大其词、最后被发现纯属捕风捉影煽风点火，那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坐实了诬告罪的话，被反坐杀头的也不是没有。
这一次，要给杨嗣昌的疏忽定罪，崇祯首先召见的便是兵科给事中沈迅。
好在杨嗣昌也不傻，他离京外出督师，留在京城的兵科给事中当然都是他安插的心腹——历史上，这位沈迅和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都是杨嗣昌外放前提拔上来、留在京城兵部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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