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仇炎之搬到瑞士定居，我妹妹在伦敦念书，她让我要到伦敦去看看拍卖行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去的拍卖行叫Sotheby’s，也就是后来的苏福比。后来我在海源大厦的店铺租期结束，索性就把店铺给停了，冲进拍卖场去。”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连办牌子都不知道怎么做，举牌子更不知道，中间一大圈是有钱的大老板，普通点的人就近桌站着，大家都规规矩矩，西装笔挺。”
“估价1、2万的东西基本上都能以这价格买得到，不像是现在标价两万，举到100多万还买不到，现在的估价简直是逗大家玩。”
苏渊摇摇头，感叹没有赶上好时候，最近十年热钱太多，就算是亿万富翁，也不一定能买到真正的宝贝。
“那个时候在伦敦拍卖行最重要的大老板中，只有两个华人面孔，一个是仇炎之，一个是戴福葆。”
“刚站在一个地方就被人赶开，说这是本国人的位置，外国人在那边。我抬头看标识，赶紧用笔在纸上记下来，下次不想再丢人。”
“还有拍卖场从哪里进，哪里出，怎么走，不同国家拍卖场的不同规矩，只能用笨方法记，反正就一个目的，最终必须买到。”
“后来混的时间长了，一来一往之间，收回不少好东西，那个时候港岛官窑市场基本掌握在我的手上。”
老爷子有些得意道：“后来随着仇炎之辞世，大批藏品开始进入拍卖市场，胡惠春也开始出手暂得楼的精品，而正在崛起的很多收藏家族跟我走的非常近。”
“所以1985年前后，官窑收藏达到个人古董生涯的顶峰，RobertChang的名字开始在国际古董拍卖圈子里叫响，这条路我走了整整二十年！”
“后来认识苏富比拍卖的总裁朱利安汤普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汤生，1971年的某天，他开门见山提出需求，苏富比想在港岛开个拍卖分部，需要我帮忙。”
“两年之后，苏富比第一场拍卖会在文华酒店举槌，瓷器专拍，100多件拍品中，我一人就送拍50多件官窑瓷器，算是给朋友撑撑场面。”
苏渊笑而不语，很喜欢听这些旧事，其实不只是苏福比，十多年之后，伦敦佳士得的詹姆斯也是因为张宗宪的建议，来港岛开分部，所以才有现在亚洲艺术品中心的基础。
即便老友詹姆斯隐退江湖，但是对于佳士得，张宗宪也是有求必应。一个电话过来，说没有像样的封面，老爷子二话不说，很仗义的拿出一两件救急，十分平常。
但是张宗宪在拍卖场上有个规矩，喜欢张扬，喜欢封面，只要放在封面上的东西必须卖掉，否则就没有下一次。
只要张宗宪下场，必须霸占1号牌，很多人都是恨不得拿个最不显眼的牌子躲在角落中，生怕别人注意。
张宗宪倒好，在乌泱乌泱的人群中，喜欢穿着黄色西服，左手拿1号牌，右手拿一支卡地亚的金笔，也不举高，很有腔调的一抬手，气派十足。
讲究好彩头，第一件要买，最后一件也要买。
1994年3月27日，现在的龙头嘉德首拍在长城饭店举槌，张宗宪照例拿1号牌，第一件拍品是吴镜汀的《渔乐图》，起拍价是8000元。
张宗宪率先出价1.8万，一拍就发。全场立刻活跃起来，很快为这个好彩头，后面一个宝岛藏家出价2.8万，张宗宪立马跟进3.8万，别人再举。
张宗宪干脆站起来道：今天嘉德开张，祝他们兴旺发达，八万八，发发发!
这一喊，一锤定音！
后来只要在嘉德拍卖，件件都顶，而且都是18万、28万、380万、680万，都是8，说8就是发。
其实熟悉张宗宪的人都知道，他在拍卖行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从没有主动要求优惠或者有暗箱操作之类的事情，并且作为一个经纪人，捧场归捧场，但绝不会买错。
每件拍品都是仔细研究过的，只要看好的东西紧咬不放手，朋友甚至总结出来规律，如果今天张宗宪穿得鲜亮，那他肯定是要出手。
张宗宪放下茶杯，仿佛想起什么，笑道：“后来参加拍卖会越来越多，好多人都跟着我买，我举都跟着举，如同跟屁虫，很烦。”
“所以想个办法，现场拿图录装着认真的记录，然后走的时候假装一不留神把书落在现场，结果就有人赶紧悄悄的把书拿过去，拼命研究。”
“其实都是空城计，每次要买的东西就折一折，有的折是真折，有的时候嘛，就是假装折一折，把他们注意力转移到我不想要的东西上，哈哈哈！”
“当时有一件张大千的泼墨，苏富比定价是5万，朱汤生是那场的拍卖官，他报出来15万，我立刻说50万，他懵了半天，15万到50万，大家都愣了。”
“我说朱汤生你怎么还不敲，他听了我的之后就落锤，然后我就离场。后面好多人跟着我出去抱怨：哎呀这个东西我也要的……我是要出到100万……但是被你这么一跳叫，就吓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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