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轻人愿意拍这些的很少了啊，你的光影，台词，都是有讲究的，都是有意象的……这么讲究的电影，所以我也讲究了一下。”
“我觉得，那时候作为父亲心里很惭愧。所以会说这句话，说出来也不影响感情。”
“你觉得呢？方导演。”
方沂：“太客气了，叫我小方就行。”
李雪建坚持，“方导演。”
方沂就不去争辩了，而是对李雪建伸大拇指，“改的真好，不愧是前辈。”
李雪建并不邀功，而是夸方沂的本子写得好。
两人这么来回客套几句，忽然觉得没意思，停下话，相视而笑，也是在这时候，剧组其他人齐刷刷的鼓掌。
这就是传说中的“改戏”了，而且双方都很客气，不是以给自己增添光彩为目的，而是以完善了电影为目的。
李雪建通篇看完了剧本，果然还是有用处。
这之后，方沂被激起灵感，给父子这儿创作了一段戏份，设计了一条故事线，不一定要用在院线版里。可是，如果要拿来参奖的话，这些东西可以用上去。
一比三的素材量。最终电影到底是怎么样，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墨镜王之前拍摄《阿飞正传》，把主角华仔的戏份剪光了，那些精心设计的故事线，自然也废除了。
导演刘振伟知道了这个消息，把《阿飞正传》的废片拿来，重新剪辑，加上自己的再创作，一部以华仔为男主的新片子《长天地久》新鲜出炉。
最逗的是，这个废物利用的副产品，票房和《阿飞正传》差不多，而成本远低于。
李雪健对方沂改剧本一事没有意见，不嫌弃麻烦，反而觉得光荣，他饶有兴趣，多在《情书》剧组留了几天。
他扮演一名钢铁厂上班的工人，每天上下班骑着自行车来回，日子不算殷实，但活的自在。这种日子过了十几二十年，直到有一天，迎来了国企职工大下岗，轰轰烈烈。他起初以为是被人穿了小鞋，想要去按闹分配，但闹过几次才发现，原来开除他的组长也下岗了。
他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的问，从惶恐到绝望：原来所有人都下岗了。
老尹开始关注起新闻，看有没有人替他主持公道，报纸上总是有大嘴巴的。可是，当时的声音就只有一种。在那熊猫牌的黑白电视上，痛诉他们落后于时代，是国家的大包袱，不下岗是不行的，要有勇气有自觉下岗，老尹气得想砸电视，但是舍不得砸。
那些大的道理，老尹并不明白，他明白的是，自己的收入降低了，地位也降低了，不仅仅不再因为炼出钢受到尊重，相反，在新闻的引导下，旁人只觉得他是坏了大局的蛀虫。
工人们聚集在厂区门口，等待着承诺的下岗费，好撑过艰难时刻，然而，却得到双职工家庭只能拿一份的消息。
老尹无所谓啊，火速离婚，打算拿两份，拿了再结回来。
结局不像想象的美好，他最终连一份也拿不到。有干部带着全厂一千多名职工的下岗费跑了，所有人一贫如洗。
气不过的老尹领头，带着其他工人们讨个说法，厂长请来了律师，竟然说，“你们要讲法律，不能乱来。”
工人们说，“我们被辞退的时候，也违了法，凭什么那时候不讲！”
厂长摇头，“此一时，非彼一时。”
又说，“你如果乱来，你孩子以后也得不了好，老子犯的事情，儿子来还。做的错事是要记入到档案的，记三代人——除非你移民当了老外，你行吗？”
厂长越说越快，越说越有底气，工人们张大嘴，无言的退去了。
钢铁厂的烟囱，伴随着老尹的骄傲，到他的咀咒，最终成为他过不去的坎儿。他把对生活的全部失意，和不满，倾注在孩子身上：这种倾注不是频繁的打骂，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苦心供养。
那年的冬天相当寒冷。家里只有老尹和小尹两个人，春晚上先是表演了“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小品，小品演员黄洪的笑声更加让父子俩苦涩。
接着，刘焕老师豪迈十足的唱歌：
“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在歌声中，小尹问老尹：“妈呢？”
“离了。”
“怎么离的？”
“没钱，不怪她。”
父子俩抱头痛哭。
尹川从此变得沉默而早熟，他骑着父亲留下来的自行车，上学路上会经过高耸的烟囱，有时候会在那驻足：
到底是怀念曾经的童年，还是怀念那个厂，还是都是，留给观众去想吧。反正那烟囱是要炸的。
至此。《情书》电影在东北地区的“回忆”部分就完结了，整部电影也完成了大半。青春片的当代部分并不是重点。
在“回忆”部分，唯一还剩下的是拍摄老工业区的爆破。
其实，在片子中反应这类时代变迁的并不少，有的是作为主线来描述，那就没办法拿票房了，贾樟可几乎每部都是啊；有的是像《情书》一样，作为暗线，作为真实感的调剂，并不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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