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廿七年（1938年）秋，一个雾气沉沉的清晨。
虹桥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巴掌大的叶子半黄半绿，冷风一过，便打着旋儿，落在湿漉漉的青灰色路面上。
这条路，西去不远便是农田阡陌，东向则蜿蜒通往日渐喧嚣的上海市区，往日嘈杂的马路，此刻却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宁静里———那是一种战争笼罩，人心惶惶下强撑的日常。
“民福里”的弄堂口，“伯轩笔墨庄”那方小小的黑底金字招牌，在薄雾中显得格外的深沉。
掌柜陆伯轩早已起身，穿着浆洗硬挺的灰布长衫，一丝不苟地扣好领口的盘扣，洗漱完毕，陆伯轩端坐在店堂里那张磨得发亮的红木书案后，在面前摊开一份当日的《申报》。
晨光透过嵌着玻璃的格栅窗户，斜斜地切割进来，照亮空气中无数漂浮的微尘。
陆伯轩读的很慢，眉头微蹙，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光滑的案角。报上关于北边战事和沪上米价飞涨的消息，像铅块一样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隔壁弄堂里的灶披间飘出煤烟混合着泡饭和酱瓜的气味，宣告着民福里新的一天又要开始。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带着少女特有的轻快，却又被生活的重担压的略显沧桑。
“阿爸，今朝的铜钿侬收好。”一个穿着半旧阴丹士林蓝布旗袍的身影闪进店堂，这是陆玉凤，陆伯轩的养女，也是童养媳。
她不过十八岁的年纪，身量未足，眉眼间却已刻着超越年龄的韧劲和一丝挥之不去的谨慎。
玉凤将一小叠卷的紧紧的角票和几枚磨得发亮的铜板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案一角。那是她天不亮就去菜场帮工刮鱼鳞、又赶回来生炉子做早饭攒下的辛苦钱。几缕汗湿的鬓发贴在光洁的额角。
陆伯轩抬眼，目光扫过那叠薄薄的钞票，又落在养女那张略显苍白却透着倔强的脸上，轻轻“唔”了一声，算是回应。玉凤也不多话，转身麻利地拿起鸡毛掸子，开始拂拭货架上整齐摆放的宣纸、湖笔、徽墨和砚台。那动作，熟稔得像是在擦拭自己的手掌。
弄堂里渐渐喧闹起来。“哗啦——哗啦——”是“倒老爷”（清洁工）拖着沉重的粪车经过石板路的声响，伴随着各家各户倒马桶的开门声和简短的招呼。
“吱呀——”对面亭子间的窗户推开，顾家小姐曼莉探出半张清秀的脸，对着初升的太阳深深吸了口气，旋即又隐了回去，像一幅精致却易碎的仕女图。
弄堂深处，传来苦力周阿彬吭哧吭哧帮邻居搬煤球的声音，那苏北口音的大嗓门带着憨直的热乎气：“张师母，摆在啥地方？灶披间门口好伐？”
弄堂口另一边，“小山东”的老虎灶已经热气蒸腾。巨大的灶台上，几把长嘴铜壶“咕嘟咕嘟”地唱着歌，水汽氤氲，模糊了排队打开水人们的脸。小山东穿着油腻的围裙，一边手脚麻利地收着竹筹子，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压低声音和熟客交换着不知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虹桥机场那边，昨夜里头又落了好几架铁鸟（飞机），声音大得来吓煞人……”
“阿爸，吃早饭了！”玉凤轻声细语地招呼还在专注看报纸的陆伯轩。
“国忠呢？还有国全，他们两个人呢？”陆伯轩缓缓地放下手中的报纸，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探寻，迈步走向后堂，询问着正在忙碌盛泡饭的玉凤。
“国忠一大早就急匆匆地赶去学堂里了，国全嘛，我也不清楚他跑到哪个地方去了。”玉凤一边回答着，一边将一双干净整洁的筷子递到陆伯轩手中，随后又顺手拿起抹布，轻轻擦拭着桌面上不小心溅落的水渍。
陆伯轩听后，不禁轻轻叹了口气，眉宇间掠过一丝忧虑。他拿起筷子，随意地拨弄了一下碗里的泡饭，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突然，他像是又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放下筷子，神情严肃地对玉凤说道：“现在外面的形势非常紧张，马路上到处都是日本人的探子，你一定要提醒国忠，千万不要再去参与那些危险的运动了，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我晓得了，阿爸！”玉凤认真地点了点头，细心地给陆伯轩的碗里夹了一根酱瓜。
17岁的陆国忠，作为陆家的长子，玉凤未来的丈夫，此刻正站在文治中学那略显狭小却庄重肃穆的礼堂主席台上。
他身着一袭灰色的学生装，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讲，声音洪亮而有力，手臂在空中不停地挥舞，仿佛要将心中的怒火与激情尽数释放。
陆国忠英俊且白皙的面容，因情绪的激动而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润，更显得英气逼人。
“同学们！不要被倭寇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所蒙蔽！”陆国忠的声音在礼堂内回荡，“他们口口声声宣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所谓‘帮助我们赶走西方洋人’，统统都是欺世盗名的谎言和借口！就在去年年底，他们在南京城犯下滔天罪行，屠杀了我们无数手足同胞！据最新消息披露，遇难者数量至少20多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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