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环的恒基总部办公室，落地窗外是维多利亚港鳞次栉比的摩天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正午的阳光，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陈启棠坐在厚重的红木办公桌后，指尖摩挲着一张泛黄的字条，纸面边缘已经卷起毛边，墨迹却依旧清晰——那是1997年，他那位破产跳楼的朋友留下的最后字迹：“贪字出头，便是贫”。
字条被一块清透的镇纸压着，下面垫着一份密密麻麻的“内地资产清单”。陈启棠握着一支红笔，笔尖在清单上停顿片刻，重重圈出两个名字：“北京朝阳CBD写字楼”“北京海淀科技园区商铺”。红圈醒目刺眼，像两道警示线，划清了“核心资产”与“非核心资产”的界限。
“爸，这两套物业不能卖。”陈文博快步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市场分析报告，语气带着难掩的急切，“北京写字楼租金回报率还在涨，尤其是朝阳CBD，空置率不到3%，再持有一年，至少能多赚15%。现在卖，比市场价低5%，太亏了。”
他将报告摊在办公桌上，指着上面的折线图：“你看，这是近半年的房价走势，一直呈上升趋势。内地现在政策托底，楼市一片火热，好多开发商都在抢商业地产，我们怎么反而往外抛？”
陈启棠没有看报告，依旧摩挲着那张字条，指尖的温度仿佛能透过泛黄的纸面，触到当年朋友的绝望。他抬起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沉淀的风浪，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文博，你记住，做地产不是追涨杀跌，是守住底线。1997年，也有人说房价会一直涨，我那位朋友，就是抱着‘再赚最后一笔’的心思，加了三倍杠杆囤房，结果呢？”
他指了指字条，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千钧：“这张字条，是用一条人命换来的教训。‘贪字出头，便是贫’，越是行情好，越要警惕，因为潮水退去的速度，远比你想象的快。”
陈文博皱着眉，显然不认同父亲的保守：“现在和1997年不一样了，内地市场体量更大，政策支持力度也强。我们这两套写字楼，位置好、租客稳定，每年租金就有800万，为什么要急于出手？”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不甘，“再说，我们已经减持了广州的商铺，现在又抛北京的物业，内地业务占比越来越低，以后想再进来，成本就高了。”
“成本高，总比踩坑好。”陈启棠拿起红笔，在清单上写下“见好就收”四个字，“内地的钱，赚得快，风险也高。你看现在的房企，负债率动辄80%以上，都在靠杠杆扩张，看似风光，实则如履薄冰。我们恒基，不做高杠杆的生意，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维多利亚港来来往往的货轮：“我们留在上海的那栋写字楼，每月租金500万，足够覆盖内地业务的运营成本，这是我们的压舱石。剩下的非核心资产，能变现的都变现，资金转到伦敦、悉尼的账户，那里的市场更成熟，收益更稳，不用担惊受怕。”
“稳？稳能赚大钱吗？”陈文博的声音带着一丝辩驳，“林晟的鼎盛，靠高杠杆拿地、上市融资，现在已经冲进地级市龙头，马上就要向全国扩张了。我们要是一直这么保守，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淘汰？”陈启棠转过身，目光锐利地看着儿子，“林晟的模式，是建在沙地上的城堡。高杠杆、违规操作、财务造假，这些都是定时炸弹。现在的狂欢，不过是泡沫破灭前的假象。我们不追求大，追求的是久。恒基能在香港立足几十年，靠的不是追风口，是守住稳健的底线。”
他拿起红笔，在“北京朝阳CBD写字楼”旁边画了个叉：“就按我说的做，低于市场价5%挂牌出售，要求一次性付款，资金三天内转入伦敦离岸账户。告诉中介，不要议价，有人接手就成交。”
陈文博还想争辩，看着父亲坚定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父亲一旦做出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这位经历过1997年金融风暴、见证过无数企业兴衰的老人，心中自有一把衡量风险的标尺，而那把标尺的核心，就是那张泛黄的字条。
离开父亲的办公室，陈文博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联系了中介。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市场的关注。低于市场价5%的优质写字楼，对于急于扩张的开发商来说，无疑是一块肥肉。仅仅三天，就有三家企业给出了报价，其中一家深圳的房企，当场拍板，一次性支付了全部房款——3.2亿人民币。
资金到账的当天，陈启棠就让财务将钱全部转入了伦敦的离岸账户，用于增持金丝雀码头的商业地产。他看着转账凭证，长长舒了一口气，将那张字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仿佛那是他的护身符。
陈文博看着父亲的举动，心里依旧有些不是滋味。他总觉得，父亲错过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那些资金如果留在内地，说不定能撬动更大的项目，获得更高的收益。但他拗不过父亲，只能将这份不甘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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