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消息传到福州时，正值盛夏。左宗棠在督署书房里反复翻阅着条约文本，窗外榕树的蝉鸣声嘶力竭，更添烦躁。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臣，手掌重重拍在案几上，震得茶盏叮当作响。
割地求和，丧权辱国！他对着幕僚愤然道，镇南关大捷的军威，就这么白白断送了！
接连数日，左宗棠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七月流火，烛光映照着他日渐消瘦的身影。最终，他呈上了《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在这份奏折中，他详细分析了条约可能带来的隐患：西南门户洞开，边防空虚，法人在越南站稳脚跟后，必将得寸进尺。他特别指出，条约中关于通商和铁路的条款，将为列强开一恶例。然而，这份凝聚着他毕生边防经验的奏折，如石沉大海。朝廷的回复只有寥寥数语，命他照约撤防。
就在此时，更令他痛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一手栽培的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突然被参劾贻误军机。与此同时，在台湾抗法有功的刘璈，也被诬贪渎营私。左宗棠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潘鼎新、刘铭传等人排除异己的手段。他立即上书为二人辩白，在奏折中详细列举王德榜在越南战场上的功绩，以及刘璈在台湾防务中的贡献。
臣老矣，然不能坐视忠良受诬。他在奏折中写道，若功过不明，赏罚不公，将来谁还肯为朝廷效力？然而，这些努力都未能改变局面。王德榜被革去兵权，刘璈也被查办。接连的打击，让这位沙场老将心灰意冷。他再次上书，以病乞退。
此时的左宗棠确实已经病入膏肓。咳疾日重，时常咯血，但他仍强撑病体，处理政务。光绪十一年七月，他预感大限将至，在病榻上连上两折。其一请求专设海防大臣，统一指挥南北洋水师。他详细阐述了海防统一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各管一段的弊端。其二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在这份奏折中，他特别强调：台湾孤悬海外，为七省门户，关系非轻。
这两份奏折，凝聚着他最后的心血。写毕，他已虚汗淋漓，几近昏厥。幕僚劝他休息，他摇头道：此二事关系国家安危，不能不奏。
九月来临，福州的天气依然闷热。左宗棠卧病在床，自知时日无多。九月初四这天，他强打精神，召来长子左孝威，口授遗折。
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他声音微弱，但字字清晰，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在这份最后的奏折中，他提出了多项富强之策：要整顿水师，加强海防；要开发边疆，巩固边防；要振兴实业，充裕国库；要培养人才，革新政治。最后，他特别勉励年轻的光绪帝：愿皇上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使国家日臻富强。
口授完毕，他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次日，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消息传出，福州全城悲恸。商人歇业，百姓自发戴孝。一位老秀才在督署门前痛哭：左公一去，闽疆谁守？驻防的将士们更是悲恸不已，他们回忆起左宗棠平日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点点滴滴。
就在左府上下沉浸在悲痛中时，各方挽联陆续送到。最先抵达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遣人送来的挽联。这副用泥金笺写就的挽联上写着：“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唯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李鸿章是左宗棠的政敌，缠斗了大半辈子，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对于这一点，李鸿章倒是痛痛快快地承认了， 在挽联的上联中就写道：“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唯先生知我。”
“周旋三十年”，不假。“唯先生知我”，未必。左宗棠与李鸿章在许多重大事件上的态度泾渭分明，形同水火。比如，李鸿章为了增强海防力量，不惜放弃新疆；左宗棠则力争收复新疆，并亲自带兵将新疆百万国土收了回来。再比如，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力主向法国妥协；左宗棠则对法国持强硬态度，宁战不降。
李鸿章在下联中说：“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左宗棠的文治武功，天下人皆知，不需要李鸿章的夸奖。“为天下惜公”？难说。当左宗棠这个最强大的对手闭上了眼睛时，李鸿章心里恐怕是要偷笑吧？
左孝威接过挽联时，神色复杂。他知道父亲与李鸿章在政见上多有不合，特别是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上，两人曾激烈论战。如今这副措辞得体的挽联，既是对父亲功绩的肯定，却也难掩两人在政见上的分歧。管家低声禀报，李中堂还特意派人送来奠仪白银千两，嘱咐要好生办理后事。
次日，帝师翁同龢的挽联也快马送到。这位清流领袖的挽联写道：盖世丰功犹抱恨，临分苦雨敢忘情？翁同龢在上联里，痛惜左宗棠的逝世，虽然创建了不世功业，但依然抱憾而逝，大有当年诸葛亮“出身未捷身先死”的意味。这很符合左宗棠生前的实际情况。左宗棠一直为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而耿耿于怀，引为平生一大恨事。他的遗折里，就不忘提到这一点：“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翁同龢在下联里，追忆一年前两人在雨中依依惜别的场景，表达了对老朋友的深深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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