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之战后，李鸿章趁热打铁。
利用虹桥胜利带来的声望和上海丰沛的财力，更大规模地购置先进武器，甚至开始引进技术，尝试建立自己的小型军械修理所（上海洋炮局前身）。洋教习的数量和训练强度都大大增加。
大量吸收江浙一带的团练武装（如郭松林的松字营等），招募新兵，以铭字营、鼎字营等老营为骨干，迅速扩充部队。同时淘汰过于陈旧的武器和人员。
主动出击，配合洋枪队（常胜军）作战，接连在北新泾、四江口等地与太平军激战，胜多败少。每一次战斗，都是对新装备、新战术的磨合，对部队士气的提升。
李鸿章深谙宣传之道，有意识地让装备整齐、军容严整的淮军部队在租界边缘或主要街道进行操练和行军展示，让上海各界亲眼目睹这支军队的蜕变。同时，他也更注重与洋人、官绅的交往，展现其开明、务实的形象。
短短数月时间，当初那支衣衫褴褛、武器简陋、被讥为“叫花子军”的队伍，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支装备着精良西式武器（虽然尚未完全统一）、穿着统一制服、号令严明、士气高昂、且拥有实战胜利背书的劲旅——“淮军”。
李鸿章，这位曾经被轻视的“叫花子统帅”，也以其手腕、魄力和在虹桥等战事中展现的决断力，赢得了上海滩的敬畏，奠定了他在晚清政坛崛起的第一块坚实基石。
但他深知，要真正掌控上海这个华洋杂处、利益盘根错节的复杂之地，进而将其打造为平定东南的坚实基地，这还远远不够。
当务之急，是要刀锋向内，整肃吏治。
李鸿章的目光，首先投向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上海本地买办官吏。这些人在太平军兵临城下时，曾积极筹饷组织抵抗，包括资助华尔洋枪队，对淮军初到也提供了粮饷支持，功不可没。但他们身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媚外过甚，挟洋自重，贪墨成性，且根基深厚，盘踞要害。
杨坊身为苏松粮储道，掌管着至关重要的漕粮转运和部分饷源，同时又是大买办，与洋行关系极深。他自恃有功，又认为李鸿章和淮军离不开他的财源和洋人关系网，行事渐趋跋扈，对李鸿章的指令阳奉阴违，甚至试图通过影响洋人来左右淮军决策。其手下党羽也多效仿，贪腐横行，将上海官场搞得乌烟瘴气。
李鸿章对此洞若观火。他深知，若不剪除此辈，则饷源不清，政令不通，淮军永远受制于人，更遑论大展宏图。但杨坊树大根深，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涉及洋人利益。如何处置，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机会出现在一次军饷核查中。李鸿章授意心腹幕僚刘秉璋和刚启用的干吏丁日昌，暗中彻查杨坊经手的款项。很快，确凿的贪墨证据被挖出，数额惊人！李鸿章手握铁证，不再犹豫。
他并未立即发难，而是先拜访了英、法领事，表明自己整顿吏治、保障外商合法利益的决心，暗示杨坊等人的行为已损害中外合作大局。此举意在稳住洋人，避免其过度干涉。
随后，李鸿章以雷霆手段出手。他以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的身份，向朝廷呈上措辞严厉的奏折，详列杨坊贪墨渎职、媚外误国等数大罪状，附以确凿证据。奏折中特别强调杨坊等人“侵蚀饷需，贻误戎机”，将其行为上升到影响剿匪大局的高度。
随后，他不等朝廷批复，便以“事急从权”为由，直接下令免去杨坊苏松粮储道等一切职务，并将其拘押待参！同时被牵连罢免的还有杨坊的几个核心党羽和一批劣迹昭彰的买办型官吏。
杨坊被免职拘押后，李鸿章立刻派人查抄其家产，所得巨额赃款充作军饷。此举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瞬间震慑了整个上海官场。那些原本观望甚至蠢蠢欲动的人，无不胆寒。
罢黜杨坊，是李鸿章在上海立威的关键一步。此举肃清了内部最大掣肘，搬掉了阻碍政令、侵蚀饷源的大石头；树立了自身权威，明确了“务实、廉洁、高效”的为官标准；将漕运、厘金等关键财权逐步收归自己信任的人掌控。并向洋人展示了主权，表明他李鸿章才是上海的主事者，洋人需要与之直接打交道，而非通过买办。
清理了旧势力，李鸿章急需搭建一套完全忠于自己、且能应对上海复杂局面的行政班底和幕府。他摒弃了湘军幕府中过于注重理学、清谈的旧习，确立了“务实、干练、通晓洋务” 的用人新标准。
他大力起用和招揽了郭嵩焘、丁日昌、冯桂芬、刘秉璋、周馥等一批杰出人才。
郭嵩焘曾任曾国藩幕僚，是一这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湘军旧识，被李鸿章视为心腹谋主和洋务智囊。李鸿章任命他负责重要的文案、奏章以及与洋人交涉的文牍工作，倚重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开阔的国际视野。郭嵩焘对西方制度的推崇和对洋务的深刻理解，深深影响了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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