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1日-1月31日·江西南昌）
1939年的元旦，南昌城被一层薄霜裹着，赣江江面飘着细碎的冰碴，风刮过西山的树林时，会卷起枯叶打在101军的防御工事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天还没亮，林文澜就披着厚棉袄出了临时营部，营地里已经有了动静——号兵正攥着冻得发红的手吹集合号，新兵们揉着眼睛从帐篷里钻出来，背上的步枪因为没擦干净，枪托上还挂着白霜。
“军长，您怎么这么早？”赵志远拿着一卷图纸走过来，图纸边缘被冻得发脆，“这是昨晚改的防御工事图，您看看，乐安河那边的反坦克壕，我加了两层鹿砦，要是鬼子坦克过来，至少能迟滞他们十分钟。”林文澜接过图纸，手指在“乐安河防线”几个字上划过，抬头看向远处的训练场：“工事是基础，可兵和枪更重要——文斌那边训练怎么样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训练场传来一阵吆喝。林文斌骑着一匹棕马，手里拿着马鞭，正跟着一队新兵跑五公里越野。跑在最后的是个叫李根生的河南兵，才十七岁，背着装备跑了三公里就喘得不行，脚步渐渐慢了下来。林文斌勒住马，弯腰对他喊：“小子，别停！现在停下来，到了战场上，鬼子可不会给你喘气的机会！”李根生咬着牙，攥紧拳头又跟了上去，棉鞋踩在冻硬的土地上，发出“噔噔”的响声。
上午九点，射击场的枪声此起彼伏。新兵们趴在雪地里，用的是清一色的德制毛瑟步枪——这是101军之前的主力装备，可现在每个士兵手里只有五发子弹。“省着点打！每一发都要瞄准！”林文斌蹲在一个新兵身边，手把手调整他的姿势，“三点一线对齐，缺口、准星、靶心，少一个都打不准！”那新兵扣下扳机，子弹却偏了，打在靶纸旁边的雪地上，溅起一团雪雾。新兵脸一红，低下头，林文斌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再练——咱们子弹少，更得把每一发都练出准头。”
中午吃饭时，营地里的气氛却有些沉闷。炊事班煮的是红薯粥，就着咸菜，士兵们却没什么胃口。林文澜走过去，拿起一个红薯递给李根生：“怎么不吃？是不是想家了？”李根生摇摇头，小声说：“军长，俺不是想家，是怕——俺听说鬼子的坦克可厉害，咱们这步枪，能打得穿吗？”林文澜心里一沉，他知道，这不是李根生一个人的担心——整个101军，现在都面临着“械不如人”的困境。
1月10日，101军召开军事会议，营部里的木炭火盆烧得正旺，可没人觉得暖和。赵志远把一份装备清单摊在桌子上，纸上的数字红得刺眼：“军长，截止到昨天，咱们的德械装备基本断供了——毛瑟步枪子弹只剩1.8万发，MG34通用机枪只剩3挺能正常使用，零件早就没了；苏械更惨，苏联那边跟芬兰开了战，之前承诺的T-26坦克零件和122mm榴弹炮炮弹，武汉港那边发来电报说‘优先支援苏芬战场，对华供应暂停’。”
“暂停？说白了就是断了！”林文斌猛地拍了下桌子，“咱们跟鬼子打仗，靠的就是重武器，现在炮没炮弹，枪没子弹，难道让弟兄们拿着大刀上去拼？”赵志远叹了口气：“我问过军政部的朋友，德国现在跟日本是同盟，早就停了对华军售；苏联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咱们。现在唯一的路子，是美国——他们刚通过了‘对华租借法案’的初步草案，虽然还没正式实施，但香港的洋行里，已经有美械在卖了，就是价格贵，运输也难。”
林文澜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目光扫过在场的军官：“贵也得买！难也得运！没有重武器，咱们守不住南昌，弟兄们的命也保不住！赵参谋，你挑两个懂英语、会谈判的参谋，再带两个枪法好的卫兵，明天就出发去香港——目标明确：155mm大口径重炮，至少8门；12.7mm高射机枪，20挺以上；75mm山炮，30门，还有配套的炮弹，越多越好！”
“军长，钱的问题怎么办？”军需官小声问，“咱们军的军费本来就紧张，美械的价格比德苏械贵三成，运输费更是天价。”林文澜沉默了一会儿，抬头说：“我这里有父亲寄来的米行周转金，一共五万银元，先拿去；再给军政部发封急电，就说101军备战南昌会战，急需美械，求他们批十万美金专款；另外，让各师把缴获的日军战利品整理一下，能卖的都卖到赣州的当铺，凑一点是一点。”
1月12日清晨，去香港的参谋带着钱和清单出发了。林文澜站在码头，看着汽艇消失在赣江的晨雾里，心里七上八下——这是101军的希望，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接下来的日子，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整训上，既然装备还没到，就先把士兵的素质提上去。
他让林文斌重新制定了训练计划：早上五点半起床，先跑五公里越野，然后练刺杀；上午练射击和武器拆解，每个士兵必须在三分钟内拆完再装好毛瑟步枪；下午搞战术演练，模拟日军进攻场景，练防守、练冲锋、练伤员救护；晚上则组织士兵学文化，教他们认地图、识路标，还让参加过武汉会战的老兵讲战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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