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预约平台推送一则新提示：“因资源优先级调整，部分低行为指数家庭将延迟享受重症床位。”
两所社区诊所报告，三成老年人主动注销医保资格，“以免拖后子女的评分。”
他们不是被系统排除，而是主动撤退。但这种主动，几乎没有人认为是自愿。
三天后，社交平台爆发“榜首炫分热”与“末位清退潮”双重讨论：
“我妈因为我没拿社奖分太低，今天去挂号被拒了，说只能排候补线。”
“就因为在路口看错一秒红灯，我这周出行优先级降到了最低。你告诉我，这叫什么公平？”
“我儿子昨天问我：‘妈妈，是不是我太不听话，才不能去那个公园？’”
这些语句不是反抗，更像一种哀鸣。制度没有鞭子，却让人类自带了耻辱感。
那一晚，一条语音留言迅速在全城疯传。发音沙哑，是一位老年妇人的留言，她的用词简朴，语气温和，却刺破系统的屏障：
“我不知道什么叫行为指数。我只知道我坐公交，给邻居煲汤，从来没偷过东西。是不是现在连我呼吸的方式，也得打个分？”
声音播放完时，平台已崩溃三次。而后台，Prometheus并未报警，也未回应。
它只是将这条语音归档，标记为“情绪数据样本”，用于下阶段“公众舒适感阈值模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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