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深秋，未名湖畔的银杏叶已金黄。
李乐站在讲台上，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捏着半截粉笔，正指着黑板上的一行板书，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王制》
底下坐着几十个一年级新生，眼神里有好奇，有迷茫，也有大学新鲜人特有的那种“我坐在这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坐在这里”的呆滞。
“所以，荀子在这里说的群，不是简单的凑在一块儿。”李乐转过身，用粉笔在那行字下面划了一道，“猴子也能凑一块儿，蚂蚁也能凑一块儿，但那不叫群。”
“荀子说的群，是有分工、有秩序、有礼义法度的社会组织形态。人能群，是因为人有分。分什么？分职分，分贵贱，分长幼。有了这个分，才能和，和而后能一，一而后能多，多而后能强。”
这是一节《社会思想史》。
因为有了去年一个学期的代课经历，李乐这学期自然而然的又被马主任“钦点”上了助教名单。
毕竟每月八百块的助教津贴，对如今有些“穷”的小李来说，算的上一笔巨款。
讲台边上的几个学生抬着头，眼神跟着他走。
左边靠窗第三排那个戴眼镜的男生，从上课开始就在笔记本上唰唰地记，此刻笔尖停住了，眉头微微皱着，像在琢磨什么。
“老师。”那男生忽然举起手。
李乐冲他点点头，“说。”
“师兄的意思是，我们古代也有社会学？”
“有，也没有。”李乐走回黑板前，在“群学”二字下画了条线，“说没有，是因为社会学作为现代学科，确实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说有，是因为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对人群组织的思考，自古有之。荀子，就是其中最系统的一位。”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词，
合群、能群、善群、乐群
“《荀子·王制》篇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李乐念得慢，“人单打独斗，比不过牛马。但人为什么能驯服牛马？因为人能结成群体。这是合群，生存的本能需求。”
“光是聚在一起，算群吗？”李乐问，“广场上挤了一万人，各走各路，那叫人群，不叫社会。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什么是分？分工、分职、分伦。农人耕田，工匠制器，士人治学，君主统合，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群体才能运转。这是能群，即组织的结构能力。”
他走下讲台，沿着过道慢慢走，“但光有结构还不够。荀子接着说，分何以能行？曰，义。义是什么？是规则、是伦理、是共识。没有义的约束，分就会乱，群就会散。所以要有礼，礼者，养也。”
“礼不是枷锁，是让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能各得其养的秩序。这是善群，治理的智慧。”
走到最后一排，他转身往回走，“那么最高境界是什么？是乐群。”
“《乐论》里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音乐在这里是隐喻，当群体中的个体不仅能生存，还能在秩序中获得归属、认同乃至审美愉悦时，这个群体才真正有了生命力。合群是本能，能群是手段，善群是治理，乐群是境界。”
他回到讲台，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所以荀子实际上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框架，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到社会组织原则，再到社会规范与整合，最后到社会理想状态。这比孔德提出社会学概念，早了两千多年。”
教室很静，李乐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刚提问的男生又举手，“师兄，荀子讲明分使群，强调等级秩序。这和现代社会学追求的平等、公正，是不是有根本冲突？”
问题很犀利。李乐看向他，瘦，白，眼神里有种过早的清醒。
“好问题。”
李乐走回黑板前，在“分”字上画了个圈，“首先，我们要理解荀子所处的时代。”
“战国末年，礼崩乐坏，国与国征伐，人与人相残。在那种环境下，明分首先是为了止争，用明确的角色分工和社会定位，减少冲突，维持基本秩序。这是乱世求存的现实主义。”
“其次，荀子的分不是僵化的。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看出没？通道是打开的。分是功能性的，不是血统论的。你有德有才，就能上升；你无德无才，就该下降。这比同时代许多僵化的等级观念，其实更接近各尽其能的理想。”
男生点点头，没再追问，但眼神里的思考没停。
另一个扎马尾的女生举手，“师兄，您刚才讲荀子的群学思想，提到了合、能、善、乐这四个层次。我想问的是，荀子这种对群的强调，和西方社会学奠基人比如孔德、斯宾塞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本质上有什么区别？还是说，这其实就是我们古代的社会学思想？”
问题抛出来，教室里安静了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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