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人始终在寻找着‘他者’为锚定，去锚定自己的一切，像极了倭国的地理形势，孤悬海外的孤岛，需要大陆的去定义它的轮廓，和文明的边界。
这种始终依附于他人的状态，造成了倭人的自卑。
他们把京都西边叫做长安，东边叫做洛阳，把大名们入京叫做上洛，而他们的所有文化、经济、技术等等一切，都来自于中原的舶入，这种次生、衍生文明，造就了这种骨子里的自卑。
同样，这种自卑，还来自于生存的焦虑。
倭国没有精耕细作，没有足够的农具，本该承担保卫职责的武士，总是在劫掠着穷民苦力，生存的焦虑，让倭人学会了逆来顺受，最终的结果，就是自我卑贱。
而自卑的底色，让这些倭人，始终处于彷徨、迷茫、焦虑之中，他们渴求着更加稳定的生活，他们对一切的悲剧，都认定为倭国地狭田少、地震频繁和风暴不断，只认为是天灾，并不认为是人祸。
单纯的把不幸归因于天灾，倭人对大陆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入唐，就是这种自卑之下建立起来的共识。
普通的倭人，并不了解中原王朝的变迁，他们将中原称之为大唐，似乎只要入唐，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只要入唐，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好。
如果仔细剖析极乐教的诞生和在倭国的广泛流行，就会发现极乐教的本质就是入唐。
极乐教的诞生，是军事进攻失败后，败犬路线的入唐。
自我矮化、自我卑贱、为奴为婢也要登极乐净土，去到大明，是极乐教广泛流行的文化根基。
而骨子里的自卑，造成的逆来顺受，让他们不敢反抗，也很少反抗，更加难以出现爱民的共识，秩序都是在斗争中建立，而公平来自于反抗的争取。
没有反抗就没有公平，没有斗争就没有秩序。
几个大名带着农夫的百姓一揆，并不是穷民苦力的反抗，因为这个时候的倭人，压根就没有姓氏，百姓这两个字，和大多数倭人无关。
从姓名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的名字千奇百怪，姓氏更加五花八门，这些名字和姓氏，就像倭人本身一样，如同野草，春生夏枯，没人在意他们是否活着，更没人在意他们是否来过。
这种自卑更造成了一件基本事实，那就是倭国需要一个他者，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军事政治进行横加干涉，而且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加心安理得。
更加直白的讲，倭人要心安理得活着，他们头上必须要有一个活爹管着。
作为大明人，如果不是熊廷弼在倭国生活了很久，他也不能理解倭国的种种。
要想理解倭国的一切，解释倭国的问题，从倭人骨子里带着的自卑，以及这种自卑异化之下，灵性的扭曲出发，就能非常简单的理解了。
“我下令让城中的武士，兵分三路，对德川家康进行进攻之事，准备的如何了？”熊廷弼收起了思绪，问起了他的命令。
袁政大声的说道：“已经全都准备好了，所有人都在枕戈待旦，只等阁下一声令下了！让日本笼罩在阁下的仁慈和怜悯之下！”
熊廷弼不用说服袁政、袁直，不用说服这些武士，他只需要下令就可以了，皇帝陛下，把问题想的有点复杂了。
要说疯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制定的先入朝鲜、再入大明的入唐战略，更加疯狂。
可是仍然有十五万的武士，跟着这个疯狂的战略，入寇朝鲜。
熊廷弼的三路进攻，是为了关东平原的繁荣昌盛，是为了倭国新时代的到来，在这种氛围之下，他的计划，并不算疯狂。
这些武士，是江户川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他们在城中肆意凌辱城中的贫民百姓，甚至在最开始的时候，随意杀人，以至于乡野之民，不敢入城。
这些武士出城就会劫掠，已经完成均田的百姓，这种劫掠包含了报复性质。
这些武士甚至不敢抱怨主持了还田的熊廷弼，而是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那些均田、改姓的百姓，认为这些百姓们抢走了他们的田产，下手极其狠毒。
这些武士，就是暴力失控后的结果，倭国没有办法，去约束这些武士，因为任何一个大名，都需要依靠武士们进行征伐。
“毛利辉元和德川家康，你们觉得谁会赢呢？”熊廷弼问了一个问题。
袁政和袁直互相看了一眼，袁政才开口说道：“他们谁胜谁负，到最后都不会是总督的对手！我觉得毛利辉元稍微强一点，无论是水师还是陆军，都要更加强大一些。”
袁直思索了片刻才摇头说道：“我觉得是德川家康，因为德川家康更加危险，他太能隐忍了，而且十分的阴毒，他就像是藏在阴影里的毒蛇，而且他做事，从来都不择手段，坏人总是会笑到最后。”
德川家康的绰号是老狐狸，这已经是夸奖了，倭国的大名们，总是认为，织田信长死于德川家康的阴谋，哪怕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一直是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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