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州大岛的鸡笼港海市外，刚刚乘船抵达的朝廷探问使，兼东海分巡御史郭崇涛，也在一片鼓乐喧天的迎接队伍簇拥下，换乘专门接待朝廷使臣的羽褒官车，踏上前往夷州首府东宁府天兴城之路。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是少有表情而矜持异常；但是心中始终徘徊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疑惑和不真实感。因为刚回到京师等待叙任的他，几乎是在短时间内，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和头衔。
要知道，按照朝廷的惯例，探问外藩的使臣，要么是学士，要么是内侍；而他并非什么显赫家门，或是重大背景的出身；最主要的靠山兼师长御史左都院周邦彦，也转任到了鞭长莫及的东都台院。
至于夷州的通海公室，更是朝廷赖为屏藩诸侯的六大公室之一，贵为一门三家出身的显赫大藩；因此，代表朝廷前往探问的使臣，不但路途毫无风险可言，还能得到当地公室的礼遇和优厚的馈赠。
但这种天降好事，怎会轻易落到他的头上呢？虽然，这些年郭崇涛奔走辗转于地方，自觉做出了一些功绩；拥有了些许的名头和声望；但也不至于自大到忘乎所以，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如此殊荣？
要知道。当年他经手的鬼市主人/禹藩萧氏案，牵扯出一位大理寺内典，一位东阁学士；一位教坊司掌正、一位太常寺主簿、一位金吾翎卫中郎府的孔目官……更让他成为御史台内风头无两的人物。
但正所谓是盈满则亏，也让他成为了暗流汹涌的京中，诸多潜在政争的针对目标；因此，在与师长兼上官的周邦彦密谈之后，就下定决心不再参与后续追查，而籍故外放出京，异地别任暂避风头。
他因此升了一阶官品，从京师御史殿院本院调到了，分掌监理大唐西部疆域的察院右都配下。前往关内道北的朔方道/北塞路，接任当地病故的正六品下夏绥延巡边御史。当然，这也不算什么险途。
国朝如今四边九夷邻接的，基本都是历代镇压和屏护的分藩诸侯。可以说除一些被赶进大山深处的土蛮山夷，或是每年受灾无法过冬的中小牧部游帐之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边患和威胁了。
因此负责巡边的御史，除了检点当地军户、健儿的屯所外，大多数时候所要面对的，无非是为钱财而铤而走险的盗匪，聚众盗采的矿枭私犯，不服王法的逃奴、流人；受灾的小部帐之类治安问题；
反而是边地比京畿更严酷的边地风霜雨雪，对他们的威胁和影响更大一些。比如郭崇涛的前任，就是在雪夜赶路时失足落马，摔伤加上着凉引发的风寒；然后还没有能够赶回任所，就病逝在路上。
虽然，京城很快就通过小罗网的飞电传讯，得到了相应的消息；但是因为朝局的混乱，再加上御史台内的忙碌纷纷；最后，当郭崇涛终于得到受命，启程北上赴任之时，已经过去了足足一个多月。
而在这段时间里，位于夏州的夏绥延巡边御史驻地，已是一片混乱停摆状态。不但原来配下的幕属、亲从，几乎逃亡、出走一空；只剩几名看押老卒；就连交接的案卷档牍，也缺损了很大一部分。
因此郭崇涛到任后，不得不先放下所有事情，向州城和当地的都督府，借用人手和请求协力；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才将将一片混乱的沥青；并恢复了御史驻所的基本职能；但他也由此发现了问题。
这位在巡边路上意外病死的前任，似乎内情有些不简单；尤其是手下经理和审核过的边地账目和物料拨付，出现明显的缺漏和误差。因此郭崇涛又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奔走往来各地之间复核追查。
并在朝廷的拨费之外自掏行囊，从地方上和边军子弟中，招募更多相对可靠的人手以为协力。最终才通过抽丝剥茧的寻迹，一点点拼凑出了这位有些年老昏聩的前任，暗中被人架空并暗算的真相。
然后拿着足够的证据，直接找上了单于/安北都护府（今内蒙和林格尔）治所，当众揭穿并拿下了幕后黑手。厘清了内部的问题和外在隐患之后，然后，郭崇涛才有心思考虑起自己在任上的作为。
巡边御史顾名思义，就是巡查传统边墙内外，各处堡寨屯守的职责；同时也变相兼带监察、巡视和镇抚，一部分的塞外诸侯。在这方面只要巡边御史本人有心作为，也是相对容易做出成绩和实效。
因为相对于切身的利害关系，被严令不得轻易介入塞外诸侯之间是非，的延边府兵/军户、长征健儿和轮边的诸卫、禁兵；身为朝廷派遣的巡边御史，反而拥有调停这些塞外诸侯纷争和冲突的资格。
毕竟，塞外草原上的得天独厚环境和相对脆弱的气候生态，导致了以畜牧为主的产出有限；能够养活人口的上限，同样也波动很大。虽然朝廷在沿着河流分布的诸多水草地，建造了一系列的戍垒。
后来又将其变成分割草原、阻断的网络节点的同时，也发展出与邻近部落通商的货栈和初级手工作坊；并籍此建造起大大小小的居城，后续分封的一系列塞外诸侯，并形成定期北狩（捕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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